隨著川普再次上台，極右翼勢力又再次於全球各地抬頭，台灣國內的政局同樣存在諸多動盪與爭論。不少事件佐證了台灣社會並非我們所想像的那樣風平浪靜，反倒是在國際局勢變化下，因日趨右翼的社會壓力而暗潮洶湧。
不妨讓我們從以下幾個事件中，爬梳台灣社會正在醞釀的右翼脈絡：
- 不同於以往，2025年同志遊行出現反跨、反代孕的爭議，以及關於六色宣言「性權」之爭議，導致不少人批評LGBTQ+遊行，儼然成為了名符其實的LGB遊行。但是，正如諸多跨性別與酷兒支持者所指出，女性主義、跨性別並不只是保障特定族群的權益運動，而是整個社會反對父權制度、爭取身分認同與性解放的抵抗運動。
- 因應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持續不斷，國際間所爆發的巴勒斯坦聲援運動也愈發頻繁。去年9月16日，聯合國認定以色列在加薩犯下種族滅絕罪，這給予了各國政府巨大的壓力，使得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傳統美方陣營的國家相繼承認巴勒斯坦國。然而，外交部不僅在7月允諾資助以色列的西岸殖民區，更在9月22日嚴正駁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將台灣列入承認巴勒斯坦國——儘管以色列同樣未與台灣建交。不光是外交部，在聯合國認定以色列種族滅絕罪的同一日，賴清德也接見以色列國會友台小組、重提34項合作協議，甚至在10月28日高調宣告AIPAC（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訪台。這些舉措不僅與國際間的挺巴浪潮背道而馳，更是強化了台灣「親美援以」的政治路線和輿論——即使中國是以色列的第三大貿易夥伴（2024年數據）。
- 在過去搖擺不定、缺乏明確政治綱領的台聯，藉著去年8月12日更名為「台聯黨」之際，亦自我定位為保守右派——實則是趨炎附勢的極右派——並高調反對跨性別、支持本勞移工薪資脫鉤，並且效仿川普與日本參政黨提出所謂「台灣優先」。近期更是不斷用社福（勞健保）體系破產、家庭看護工將造成HIV傳播等不實資訊，激化台灣群眾與移工的對立。
- 今年2月28日，因為美國與以色列聯手進攻伊朗，台灣外交部在3月3日毫不意外的發表聲明盲目跟隨美國／以色列的論述。美其名曰「希望伊朗人民早日享有民主自由」，以此打擊伊朗神權專制，但卻絲毫沒有考慮到美國在伊朗的軍事行動後所扶植的傀儡政權，仍然是復辟的王權專制。而我們亦無理由相信專制王權會實現資產階級式的民主自由，反而更可能成為美國在伊朗的代理人與附庸。
雖然資本主義下的種種社會矛盾從未停止過，但隨著愈發劇烈且尖銳的社會矛盾，群眾政治情緒兩極化將變得越來越頻繁，更多政治、社會層面的左右對抗也會接踵而來。關鍵在於，致力於捍衛基層權益、反對資本剝削與帝國主義霸權爭奪的左翼各團體，如何組織勞動群眾識破右翼在各議題所編織的謊言，進而起身迎接保守立場的挑戰？
然而，因為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台灣工運高度「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工運不僅被長期侷限在經濟抗爭中，也使得勞動群眾缺乏參與社會運動的觀念，亦不認為能透過集體的力量促成制度的轉變。
先前我們提過「基層政治」的政治概念與目標，即「如何讓群眾相信集體力量能形成變革」的政治賦權，讓廣大基層得以在資本主義的金權政治之外，形塑出屬於基層勞動者的政治生態並促進階級覺悟。關於以上目標，工運發展相對成熟的國家早已有諸多運行經驗，即使距離廣泛的階級覺悟仍有距離，也曾遭遇過諸多不同的挑戰，但這些運動除了具備「基層政治」的特點之外（例如英國早期的合作運動，co-operative movement），至今都還是對抗極右翼的重要力量。儘管不同國家的經驗並不能直接移植到台灣，但我們仍須探討台灣工運當前的限制，並嘗試從實務的角度改變它。因此，本文將依據台灣自身的客觀條件，探討台灣工運政治化的方案，除了要促成群眾運動的普及，還要思考如何推動群眾走向「基層政治」，澆灌出基層的階級意識。
若要在工運不發達的國家促成工運政治化，那就不能只是透過議題的多元性來發展政治化的途徑，還必須展開更多群眾政治教育的觸角，從組織方法的多元化、實踐策略的多元化來著手。若只用單一的組織方法與策略來思考工運政治化，那不僅是收窄勞工政治教育的管道和機會，也難以翻轉社會大眾對社會運動的觀念，更談不上基層的政治賦權。總結以上，我們必須思考「多元工運」在台灣的實踐可能性。
（本組織自行拍攝）
「組織者的運動」
在資本主義的階級社會中，充斥各種打著「民主自由」旗號、實則是以抹殺他人權益來為自身利益服務的政治騙徒、野心家與投機份子，抑或是依循社會右翼情緒而不斷妥協右傾的綏靖主義者。儘管不少捍衛多元性別認同、反對種族屠殺、支持徹底民主的學生與組織工作者奮勇組織行動抵抗，但隨之而來的，是群眾對運動的輕視、謾罵和嘲笑。這種不理解社會運動而產生的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既是台灣社會歷史脈絡下的產物，也是中美霸權明爭暗鬥下，台灣必須「選邊站」的結果之一。
從經驗上來看，台灣受壓迫者的運動不僅經歷過數次政治背叛、成果被收割、明星領袖被招安，社運工作者更是長久無法廢除《集會遊行法》與《社會秩序維護法》等桎梏。再者，除了特定較「去政治化」的議題，以及被主流政黨把控的社會運動外，絕大多數台灣由下至上的「草根型社運（grassroots social movements）」都是少數組織工作者的運動，而不涉及一般勞動群眾，勞動群眾彷彿成為「沉默的大多數」，抑或是跟隨藍綠兩大黨而應聲。
儘管國際資本主義是不分國家的剝削與壓迫制度，但不同的歷史因素和不同的地緣政治關係，仍會堆疊出不同的社會脈絡與現象，並且塑造一個國家內的社會氛圍。舉例來說，歐洲的勞工運動有百年以上歷史，雖然極右翼、新納粹在歐洲各國同樣發展猖獗，但相對強大的勞工運動仍為左翼創造了強大的群眾運動傳統；在南韓，1920年代日本殖民時期就已有工會運動，即使在朴正熙、全斗煥等軍政府的殘酷統治下，仍有反對獨裁與軍事鎮壓的獨立工會成立。1980年代，數千名南韓學生輟學進入工廠「潛伏勞動」、成為學徒工（Hakchul），目的是組織勞工並將其激進化。研究表明，南韓學生進入工廠的行動，對1987年六月民主運動後的「勞工大鬥爭（Great Labor Uprising of 1987）」有著非凡貢獻。[1]
以台灣社會運動而言，現今台灣的諸多社運無法像傳統資本主義國家與部分後進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轉變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mass movement）。台灣草根運動不僅規模有限、號召力有限、影響力有限、難以連續且常態性維持，更難以使社會運動成為社會制度變革的主要力量。關於這個現象，潛在原因眾多，諸如台灣中小企業主林立所構成的濃厚小資產階級風氣、華人社會的文化慣性、政治環境的侷限都是原因之一，在此不一一詳述。
然而，資本權貴為了維護其階級地位、經濟財富與社會權力，所以其往往認為制度變化的停滯越久越好、不要有任何法律管制最能賺取利潤，這使得由下至上的草根社會運動，才能真正觸及對資本主義壓迫的系統性變革（systemic change）。
進一步來說，「系統性變革」代表我們必須解決盤根錯節的資本主義多重矛盾，這些矛盾包括但不限於：階級、性別、種族／民族、環境、教育與住房。然而，拋硬幣式的二元式方案並不適用於我所提倡的「系統性變革」；以「要A就不會有B」的二元論來理解社會變革，也容易忽略資本主義為賺取利潤的「客觀衝動」將帶來廣泛壓迫的事實，同時高估了局部性社會改良的成效。換句話說，單一議題的倡議與運動並非不重要，而是僅著力於單一議題的實踐策略，本身就制約了我們挑戰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能性，甚至是讓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改良成果被推翻。
今年3月21日民進黨重啟核電的爭議，再次反映了上述的困境：賴清德政府在能源政策上急轉彎、試圖重啟核電，「2025非核家園」的口號徹底破產。賴清德甚至用「依法行政」為政策轉彎來開脫，此舉亦遭到反核團體厲聲批評。本文暫且不論核安的技術性問題，但台灣的核電建設與相關制度歷史本身是國民黨威權體制下所發展的產物，換言之，就是威權體制繞過程序正義、忽視基層人民的意願，逕直興建核電廠的黑箱政策。如今，面對諸多能源缺口而產生的必然需求，加上民進黨再生能源政策上的推動不力，讓民進黨以謊言與欺騙重啟核能，然後才訴諸社會對話與溝通。即便是面對基本的能源民生需求問題，卻仍舊選擇非民主手段而行之，此舉無疑步上了國民黨威權政府的後塵。
如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分析，勞工階級不但具有巨大的抗爭潛力，更是推翻資本主義的推手。但在台灣勞工長期「去政治化」、甚至是被金權政治牽著走的情況下，我們必須思考如何以階級議題為核心——目的是組織更多的勞動群眾——促成各式利於基層的群眾運動與社會變革。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以多元的角度重新理解勞工運動：倘若勞工運動無法與其他議題接軌、倘若勞工不認為自己有力量改變資本主義的壓迫，那台灣的社運非但難以「群眾化」，勞工的階級意識之發展也將困難重重。在這種青黃不接的時局下，改良成果被資產階級政黨收割的歷史經驗輪番上演，陷入死循環。因此，如何「引導運動群眾化」，將成為破局的關鍵。
（本組織自行拍攝）
自主工運、法令桎梏與工會型態轉變
在許多國家，工運政治化、跨議題連結的概念已相當普遍；但在台灣，因為法律的限制、工會長期被黨國系統所掌控，加上2011年勞動三法修法，導致台灣「自主工運」的壽命不僅短暫，且有諸多限制。
在日本殖民時代至1949年，台灣也爆發過諸多抗爭工潮，爾後因為戒嚴，台灣工運浪潮戛然而止，參與工運被當作政治犯，輕則被解雇與監視，重則長期監禁甚至判處死刑。同時，所有工會系統皆被黨國體制所控制、形成資方與黨國聯手操弄的黃色工會。直到1977年遠東化纖工會成立，台灣才有第一個純粹由勞方掌控且具有現代工運意義的自主工會。[2]而真正大規模的自主工會成立浪潮，是在1987年解嚴後才逐步興盛，也就是說，台灣自主工運的歷史，實際上是解嚴至今約40年的歷史。
這種情況下，多數勞工幹部成立工會的原初目的，當然是為了保障經濟權益，並以此展開行動，甚至產生如1988年桃園客運罷工、台鐵機員罷工等事件。但是，40年戒嚴所造就的歷史斷層，卻也讓勞工對工會運作感到陌生，不得不仰賴外部知識份子的協助。這種情況，構成了當今工會運作的常態，也就是由勞工擔任幹部、由外部人士／知識分子擔任秘書或是顧問。
在自主工運的早期，由於諸多運動並無明確法律管制，因此造就許多「亂象」，例如1996年因台商西進中國所引發的工廠惡性倒閉，失業勞工因為求償退休金與資遣費無果，結果引發了大規模抗爭。因為產業轉型造成的勞資衝突，加上法律制定的不嚴謹，迫使政府在2011年讓勞動三法修法正式上路。
2011年的修法雖然給予了工會部分的保障——例如新增企業工會、允許複數工會存在、強化工會自主運作的權限、訂定不當勞動行為禁止之規範——但以罷工來說，本次修法卻也對罷工權提出諸多限制，如發起罷工前必須先經過調解，且必須在調解不成立的情況下才能罷工；此外，罷工只能是勞資爭議的「調整事項」（例如調薪等工作待遇改善），不能是「權利事項」（如雇主積欠薪資）；特定產業（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教師以及學校內的勞工）亦不得罷工。
表面上，這些修法是讓工會獲得到部分的自主權，但實際上，政府是期望藉由這次修法，讓勞資爭議能被侷限在體制內——也就是侷限在經濟鬥爭內——並且限制了勞資爭議對外大鳴大放。以最激進的罷工來看，勞工只能因為「調整事項」發起罷工，等同限縮勞工只能在勞資爭議——也就是勞資雙方因利益分配不均的爭議——無法取得共識時罷工，變相抹殺了工會政治罷工的可能性。與此同時，公司干預工會的事件也不曾因為2011年的修法而停止，直到今天都仍時常發生。
上述反映了工會參與現實政治的困境，因為短暫的工運歷史、勞動法令修法後明確訂定的法令規範，使得台灣工會系統難以突破經濟抗爭的框架，也難以像去年9月義大利工會發起罷工聲援巴勒斯坦那樣，展開諸多政治罷工與政治抗爭。雖然台灣工運史上仍有不少值得銘記的抗爭事件，但這些事件僅存於少數組織者、少數勞工的記憶中；高度「去政治化」的工運，也使得工會頻頻缺席對基層大眾而言至關重要的社會議題。
即使是在經濟領域的階級抗爭中，由於合法罷工權難度極高、程序又複雜，罷工權不只容易被資方鑽漏洞，加上台灣勞工大多就職於中小企業，過高的工會組織門檻（30人以上），導致多數群眾不僅是對工會陌生，也對集體主義的組織形式和社運模式陌生。
（本組織自行拍攝）
群眾運動能沒有工運嗎？
在承平的社會狀態下，無論工運如何「去政治化」，但倘若勞動條件得不到改善，倘若高工時、低薪資仍然會壓得勞動群眾喘不過氣，那我們也就難以期待多數群眾能頻繁走上街頭，為權益而發聲；相似的道理，如果作為社會大多數的勞動群眾不敢在職場中捍衛權利、為改善待遇而成立／加入工會，我們又如何期待群眾總是能為社會公眾的權益挺身而出？
當然，公眾的權益並不總是與個人利益互相違背，但我們若將群眾運動當作變革的起點、將社會運動視為「基層政治」的實踐途徑，那麼，運動就必須要有穩定的勞動群眾參與；而想要有穩定的群眾參與運動，受保障的勞動待遇、勞動群眾的心力／時間／智識培養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勞動者因為日常繁重的工作，無法發展獨立思考、關心時事、理解政治、充實自我，那就不可能談得上社會解放，甚至連政治賦權的邊都沾不上。
正因為如此，階級的思考仍然必要、也應該是群眾運動的核心概念。倘若一個群眾運動本身是「去階級」的，那麼我們將不斷重見過往群眾運動失敗的歷史覆轍：運動號召了大規模的群眾參與，儘管能短暫癱瘓社會，但運動成果要不是被資產階級所收割，就是運動因為無法長久阻擋國家機器而僵滯、分裂，甚至走向低谷。
（本組織自行拍攝）
「多元工運」的「多元」
在工運相對強大的國家，跨議題的運動當然更容易被群眾所理解，甚至早已是行之有年，但在階級運動不發達、社運普遍狹窄的台灣，我們勢必得透過更仔細的分析，充分討論如何促成工運本身的政治化，也就是探討「多元工運」的性質究竟為何。
以下，我們將「多元工運」拆分成三個部分，個別作探討。
一、議題的多元化
對比環境運動，工廠的汙染／廢氣的排放／核廢料的存放問題，其影響都是直觀且具體的；而在性別運動上，維護性自主和身體自主權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在工運方面，由於長年的經濟主義抗爭，使得多數勞工不僅失去了政治上的階級意識，更難以走出經濟抗爭的窄門。各產業勞工的勞動狀況又是隔行如隔山，這再次拉高了參與工運、串聯不同勞工的門檻。
然而，我們已經在前述論證過，無論是何種形式的群眾運動，要想產生變革，就必須是連續且廣泛，能讓不同性別／性傾向、種族／民族、不同關懷的人群，找到共同的身分認同參與運動，而這個認同則是諸多勞動者都有的身分：階級。也就是說，如果不改變資本主義的剝削問題，那各式草根運動都將難以穩定拓展。
進一步來看，資本主義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早已不限於勞動問題（儘管勞動問題仍然是資本主義最直接的壓迫），要想實現系統性變革、挑戰資本主義，那工運就不能只是單純的階級經濟關懷，而必須從階級的角度出發，思考如何結合不同身分勞動者所關心的議題、促進其政治化，並建構屬於勞動階級的各類議題之方案。
在這裡有一個常見的左翼觀點，也就是「階級團結是最至高無上的團結，因此，任何可能分化階級團結的議題，都必須暫時擱置，抑或將之置於次要因素」。以台灣來說，常見的爭議包括但不限於：跨性別、統獨、移工。
我們並不同意以上觀點。當然，致力促成階級團結是所有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致力完成的使命，但是，我們不能忽視不同勞動者的身分差異。以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而言，不同身分的人當然存在不同程度、不同類型的身分認同感，若左翼僅僅拘泥於階級團結（過往經驗證明，這種團結往往建基於經濟主義鬥爭），但卻無視基層群眾的所關注的政治議題，相當於放棄在政治領域上建構反資本主義結構性壓迫的論述，反倒是讓基層群眾回到身分政治——甚至是資產階級政治的範疇中去尋找答案。
馬克思主義者的使命，是促使不同身分、政治關懷各異的受壓迫者與基層能團結起來。除了要讓不同身分、不同觀點的勞動者能意識到自身所受到的壓迫之外，還要將各個議題融入階級視角之中、透過耐心討論尋求階級共識，進而形成真正有機的受壓迫者之團結。此舉固然困難重重，但機械式的泛談階級團結，卻迴避在不同議題中尋找攸關受壓迫者與基層權益的政治方案，這是抽象且止於表面的「假團結」。
若要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工人政黨，那這個政黨就不能只是單一的經濟鬥爭和抱團取暖。如果工人政黨只有階級的經濟關懷而沒有獨立的政治方案，無異於將諸多至關重要的議題話語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的尾巴主義，讓資產階級有機可乘、透過身分問題與其他取向的政治議題來分化基層群眾。
（本組織自行拍攝）
二、策略的多元化
在台灣工運的歷史上，如關廠工人抗爭、國道收費員抗爭，都是著名且轟動全國的重要戰役。這說明，台灣工運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在於運動參與者的黏著度與戰鬥性。由組織者與勞工所構築的抗爭隊伍，透過非常少的人數，成功造就了台灣勞動法令的部分變革，並譜寫出了令人動容的抗爭歷史。某些層面上，這種運動精神與國際激進左翼運動的特點十分相似。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少數案例而忽視以下事實：在目前的情況下，多數基層／勞工實際上並不想抗爭，而是想安居樂業、安穩度日；只有等到迫不得已、手段用盡時，遇到爭議的勞工才會走上抗爭一途。誠然，抗爭是勞工政治賦權最有效的方式，但若我們認同上述情緒是台灣群眾的普遍共識，那麼左翼組織者就必須在尊重勞工意願的情況下，思考更多樣化的策略，而非永遠都只想激進抗爭。
台灣工運本身的戰鬥精神當然值得我們學習與銘記，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理解不同議題將產生不同的運動脈絡。在右翼大行其道的年代，既要保持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原則，也應該思考如何求同存異、促成良性辯論與對話、尋找共識，以此串聯運動。如果左翼只是盲目輸出其所熟知的激進抗爭方法、絲毫不尋求對話，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不僅可能讓左翼被邊緣化，還會造成不同運動組織者／群眾之間的隔閡，甚至是運動的分裂。
在部分勞工遇到嚴重爭議抑或局勢尖銳化的時期，我們當然應該鼓勵群眾走上街頭爭取權益；但承平時期，倘若固執的鼓動激進抗爭、背離基層群眾自身的意願，反而會造成基層群眾對運動組織者的不信任。耐心的給予洽當的建議、聆聽基層群眾的想法、適才適性的引導群眾參與硬性抗爭抑或軟性培力，才有可能發展群眾對政治賦權的意識、信心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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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的多元化
正如肯·洛區（Kenneth Loach）在2023年的電影《老橡樹酒館》（The Old Oak）一樣，敘利亞難民與英國底層的情感共鳴並非是透過抗爭而構築，而是透過共餐達到彼此同為基層的相互理解，進而凝聚出基層的團結。
同樣的道理，組織群眾的方法百百種，倘若只有硬性的抗爭組織，那麼這樣的組織不僅小眾，還容易落入宗派主義的陷阱之中。因此，思考如何透過相對軟性的組織形態來實踐培力，當然也十分必要。耐心的陪伴基層群眾建立社群情感、紮實的實踐群眾教育，以此建立信賴的橋樑，其重要性並不亞於激進抗爭。包括基層自治組織、互助會、倡議機構、學生社群、學習分享會，都是值得思考的組織模式。上述組織形態旨在打造互動式的群眾教育活動，抑或以這些組織的經驗來推廣出版工作，這都屬於群眾教育的一環，也是促成勞工自我學習、了解不同議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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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政治並存的抗爭
近十年來，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仍有些微上升的趨勢。然而，總體經濟上漲並不意味著財富的均衡分配，也不代表基層勞工就能因此受惠。因此，基本薪資提升、工時降低、退休制度改革等跨產業的經濟訴求仍然是必要的。但是，這種鬥爭不應該與政治議題互相切割。
即使台灣資本主義仍在經濟增長的週期中，諸多工會團體也曾呼籲基本薪資調漲應對標物價上漲、增加更多勞動保障等訴求，但這些呼籲卻因為台灣工運的侷限性，加上不同產業勞工的勞動條件之差異，使得以上訴求在不同產業中分別被強化或淡化。
再者，近期因為柯文哲遭判刑的一審結果出爐，台灣社會輿論開始聚焦於「柯文哲究竟是否清白」的爭執之中。然而，這種爭論雖然彰顯了台灣統治階級政治鬥爭的裂痕，可卻未能讓廣大勞工看清統治階級相互撻伐的醜陋面目，甚至是以此轉守為攻，爭取更多勞工政治賦權的空間。相反，勞工被分隔於「腐敗」與「清白」的兩個端點，跟隨著對應的權貴集團而相互叫囂。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若只追求勞工政治化而忽視經濟鬥爭，那這類運動同樣會產生諸多誤判和政治傷害。1909年法國爆發郵遞員大罷工，造成大規模的社會關注，然而彼時的法國社會黨卻主張「政治歸黨管，經濟歸工會管」，導致社會黨在罷工期間毫無作為。這種荒謬現象，讓當時身處巴黎的列寧感到詫異：「我們俄國人對這種分工，對一個黨這樣自行拒絕參加經濟鬥爭，感到非常驚奇。」[3]
綜觀歷史，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並不總是兩條平行線，結合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的勞工運動非但真實存在過，部分案例甚至具備清晰的「基層政治」輪廓。1976年，為英國軍方供應軍火產品的盧卡斯航空航太公司（lucas aerospace corporation）發布裁員計畫。此舉非但引起勞工反彈，還讓工會發出替代性的《盧卡斯計畫（the lucas plan）》，不僅要求工廠民主，更試圖將公司制定的軍武生產方向轉變為有利於公眾利益的社會有用生產（socially useful production），包括醫療設備、公共運輸與節能產品。基於生產計畫的調整，盧卡斯的勞工抗爭也間接觸及了冷戰下的反戰運動。
追求政治權力與經濟改良並存的運動，取決於該國工運具備多大的影響力、工運本身的政治化進程，當然還包括勞工的階級活力與組織性。正如盧卡斯廠房勞工所做出的嘗試，若能提出適切的目標，保障工作權的經濟抗爭亦能結合環保運動、社福改革與反戰議題；促進基層權益的同時，也為系統性變革開拓可能性。
（圖片來源：網路資料）
透過「多元工運」對抗右翼傾向
在愈發動蕩的國際亂世之下，各國政府不約而同地標榜起了右翼的標語，加上國際左翼仍處在歷史性衰弱中，排外、歧視和戰亂將變得更常見，也勢必會越來越難阻擋。縱使台灣尚未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存在著鮮明且強大的極右勢力，但台灣當然不可能在全球右傾的浪潮下而逆水行舟。正如本文開頭所列舉的諸多案例，右翼的保守主義觀點同樣在侵蝕著台灣，不僅逐漸推翻過去的局部改良成果，更讓台聯黨等政治蟑螂以極右的謊言來煽動勞動群眾。
在右翼化的浪潮下，「多元工運」將扮演至少兩種重要的作用：
首先，若國際局勢持續惡化，徬徨的群眾專注在自身利益的傾向將被強化，自掃門前雪、各行其是的情況會越來越普遍；若群眾變得保守和排外，勞工運動不發達的弱點將被持續放大。由於不同產業勞動者缺乏共同的階級意識，對社會運動的觀念又薄弱，即使有勇敢的勞工／工會為了捍衛權益而發起抗爭，仍會遭到其他人用「不爽不要做」予以嘲諷。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右翼化的社會氛圍，將使得上述情況變得頻繁。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得技術性的引導勞工走向政治化，關注普遍經濟權益的同時，還要讓每個議題都能有勞工階級的聲音，才有可能化被動為主動。我們必須認真的研究與思考，如何讓更多勞工能突破產業與行業分隔的思維，以政治化來建立階級意識、尋求受壓迫者的出路，從而改變勞工頻頻被各類右翼勢力蠱惑與分化的現狀。
其次，即使我們期望街頭陳抗與社會運動能有更多的群眾基數，但在台灣社運規模狹小的當下，若抱持「只要社會危機加劇，就一定會爆發大規模激進抗爭」的觀點，卻也是過度理想化的看待社會運動，也忽略了台灣政治條件所帶來的限制。由於台灣在中美兩強的特殊位置，加上台灣大眾對中美新冷戰的政治觀點相當扁平且二元化，因此，主流政黨往往能在政治紛爭中找尋「稻草人」，以此加強自己的論證和分化群眾。
雖然程度不一，但我們仍能觀測到部分群眾對右翼的崛起抱持擔憂。假如運動門檻過高、運動不夠普遍等因素，阻礙了群眾參與運動的可能性，那就得用更加立體的理解去思考應對方案：如何以彈性的方法，讓不同屬性的群體得以合作，引導社會大眾理解台灣社會走向右翼化的潛在危害。運動不是必然得從硬性的抗爭出發，也能從軟性的活動開始，逐步循序漸進的升級。從「舉辦活動」到「建立抗爭」，軟硬兼施、剛柔並濟，既要建立社群、打造基層據點，更要發展長久的階級鬥爭。
社會局勢越動盪，左翼與右翼的對立將會變得更加尖銳，這是左翼運動的「常識」，但關鍵向來在於：誰能爭取更多的群眾，誰就有更多力量。我們並不是提倡一種死板的、單向的策略與教條，而是要用辯證的思維去看待運動。在社運不發達的台灣，靈活看待運動的模式、界定運動參與者的屬性、適切地規劃運動方案、不斷檢討和調整方案，才有可能網羅更多群眾對抗右翼，並且鞏固群眾對反右翼運動的黏著度。
在工運相對發達的歐洲，反對極右翼的跨議題工運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只要持續努力和找尋方法，我們相信台灣也能有草根的反右翼且跨議題的常態工運。
（本組織自行拍攝）
「建立社會運動」與「發展革命組織」的辯證關係
受到西方左翼運動的影響，部分台灣左翼往往抱持「若組織能增長，就能在未來領導運動」的觀點。然而，這種「組織發展導向」的論點不僅狹隘，更不適用於社運不發達的台灣社會。我們認為，左翼不僅要建立深刻且貼地的政治分析、認真研究政局、詮釋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更應該在運動中學習、反思與成長。除了要尋求「建立運動」的方法，還要以此為基礎，打造可執行的政治綱領，而不是空談難以實現的願望清單。
革命左翼的重要任務是盡可能爭取更多的勞動者、受壓迫者與基層群眾，但倘若革命左翼只是「參與運動」、「介入運動」，而不懂得「建立運動」，只懂得將公式化的左翼論述強加在社會大眾身上，以此「發展革命組織」，那這類革命左翼對運動的判斷不僅容易失真，也無法真正爭取到勞工、無法建立群眾組織的根基，更不可能在時局動盪與社會危機下領導運動。
- 如果革命左翼無法籌組工會和運轉工會，連協助勞工捍衛勞權都做不到，哪裡還談得上領導勞工對抗資本剝削？
- 如果革命左翼太弱小，又不願意與其他團體建立有原則的戰略合作，那又如何論及抵擋國家機器和戰爭機器的壓迫與災難？
- 如果革命左翼只想革命，但卻連一場獨立的抗爭都辦不出來，要怎麼期許左翼能在階級鬥爭高漲時領導群眾運動？
- 如果革命左翼只是照本宣科、空守理論象牙塔，卻不在現實鬥爭中發展論述、建立深刻分析，那這類左翼如何將政治現實與革命願景接軌？
- 如果革命左翼不在各式議題中理解其運動脈絡並參與其中，那又如何將抗爭目標連結至「跨議題」的工人政黨這一階段性任務？
- 如果革命左翼只想激進抗爭，卻忽視展開廣泛群眾教育與培力的重要性，豈不是放棄了勞工政治化的教育機會？
- 如果革命左翼只是坐等資本主義危機的到來，認為危機將讓工人階級自動覺醒，反而錯失建立基層組織據點的時機，那危機到來時，非組織化的群眾又有多大的機率會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但凡是有經驗的運動者都會承認：要想真的創造制度變革，那因變革而起的社會運動往往是動態且連續的，短則數月、長則數年，但絕不是僅止於單一的陳抗與衝撞。運動者對社會運作／組織情況／局勢判斷／目標對象／運動戰略的理解是深是淺，將影響到運動本身的成敗，甚至影響到變革能否順利實現。正如列寧充滿洞見的名言：「寧肯少些，但要好些」，與其號召一百場既不連續也達不到目標的「無效抗爭」，倒不如耐心籌備十場連續且能觸及制度變革的「有效抗爭」來得有意義。
即使台灣已高度工業化，但礙於諸多因素，台灣勞工的階級活力仍然非常不足夠。正因為如此，目前的台灣不只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勞工政黨，就連光譜更廣的泛左政黨都不存在。光是單一議題的局部抗爭，就足以耗費組織者的大量心力才能推動局部改良；對革命左翼來說，其目標更加宏大，不只是要局部抗爭，還要挑戰資本主義這個世界制度。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台灣社會運動的孱弱既是事實，左翼組織的根基自然更加不穩固。那麼，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去學習如何「建立運動」呢？如果我們只是盲目的「發展革命組織」，永遠只對未來的革命局勢高談闊論，但又不去理解和分析當前各式運動的脈絡，對學習不同的組織方法總是抱持嗤之以鼻的高傲態度，結果卻連籌備一場「有效抗爭」都做不到，那革命左翼期盼能領導群眾抗爭的革命願景，不就是錯誤衡量自身實力的癡人說夢嗎？
誠然，不同議題的脈絡各有其侷限性，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取長補短、以不同的方法中發展跨議題的運動。面對資本主義的各式壓迫，革命左翼得學會用更多元的角度去理解運動、判斷運動本身的政治性質，並且因時制宜的提出符合受壓迫者權益的綱領，建立相應的行動策略來應對危機。這種策略可能是不斷升級的激進抗爭，也可能是軟性長期的社群養成或是群眾教育，但永遠不會是僵化且一成不變的教條與公式。
我們反覆強調台灣社運規模狹小，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條件，使得「建立社會運動」與「建立革命組織」的關係，必須以更加嚴謹且辯證的角度去看待，這將會決定革命左翼的自我定位。若運動規模有限，那革命組織就難以穩定成長；即使因為政局變化而有一時的組織增長，但若不擅於籌劃各式運動、政治判斷容易出錯，那這種革命組織亦會在鬥爭浪潮下走向分裂或被沖散。我們不是為了「在運動中建立影響力」而行動，也不是要提倡一種鬆散的組織關係，而是要充分強化內部協調性與能動性，經由這種動態且集中的團隊思維，學習如何以多元的方式「建立運動」。基於我們的政治原則，除了要開拓與其他團體的合作網絡，還要建立不同類型的基層據點、以更多元的形式「建立組織」。盡可能爭取更多受壓迫者團結的同時，還要增加革命組織本身的經驗、智識與能耐。換言之，我們應該為長遠的鬥爭目標做打算，而不是只追求曇花一現式的短暫曝光。
（本組織自行拍攝）
為社會解放做準備
「多元工運」的目標，在於打開經濟鬥爭的窄門，讓運動不再是少數組織者的運動，而是能有更多基層勞動者能參與其中，以此敞開運動的大門，進而向群眾運動邁進；也只有當群眾運動能變成一種普遍的社會文化，「基層政治」才能在可見的未來被觀測到。作為左翼組織者，我們不只是要思考以上提到的三種多元化途徑，更應該在運動（無論是硬性抗爭還是軟性培力）中不斷學習、發展智識、培養大局觀、檢討策略。我們還要深刻研究台灣資本主義的歷史與政經背景，將這種分析結合至運動策略中，進而提出適切之綱領，依照綱領展開工作。
我們不是一昧的「為多元而多元」，而是為了社會主義民主，也就是為勞工與受壓迫者解放這一志業而服務。「多元工運」是我們因應台灣當前時局所提出的一種實務性的戰略思考，並不代表我們放棄了鬥爭本身，而是我們更深刻的體悟到：運動不只是激進陳抗、遊行、政治集會，還包含軟性的群眾教育工作，以及與不同組織者的策略性合作。
要想實踐「多元工運」、觸及「基層政治」，甚至是走向更遙遠的社會主義革命，勢必要走相當長遠的一段路。台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清楚意識到：我們對資本主義的考察與研究，必須轉化成實際上能與群眾溝通的術語，並且真正走進基層群眾的生活中、走進工會的場域、走進勞工的世界，循循善誘、給予啟發、耐心陪伴，才有可能讓台灣勞工意識到經濟鬥爭的侷限、打造更多形式的政治立足點，進而轉向經濟權益與政治抗爭並存的勞工運動。由此，左翼組織的拓展才會更加紮實且穩定，而不是透過高高在上的理論說教、自信滿滿地認為寫篇充斥左翼政治正確的文章就能領導鬥爭。
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動盪仍在持續加劇，每個議題的局部改良都是在資本主義下的抵抗、每項變革都至關重要。但爭取改良的同時，不代表我們放棄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願景，而是要以更多樣化的實踐管道，增加社會主義者對群眾的影響力，讓政治話語權不被右翼所剝奪。走向群眾、嘗試將工運政治化的過程中，同時也是理解左翼自身能力與影響力的契機。只有更好的理解自身組織的能耐、制定符合自身組織狀態的目標與策略，綱領才會適切。
不少左翼往往錯估自身組織的實力，導致對運動與鬥爭形勢的判斷既不具體又空泛，還容易迷失在自我催眠式的政治狂熱中。學習過往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就各個議題做出深刻分析，並且提出具可執行性的、符合基層利益的綱領與倡議，最重要的是展開相應的鬥爭與組織工作。深刻學習、腳踏實地、檢討改進，這一點至關重要，但卻常常被遺忘。
（本組織自行拍攝）
[1]Park, M. (2005). ‘Organizing dissent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The South Korean student movement in the 1980s’. Korea Journal, 45(3), 261–288.
[2] 何雪影 (1992)，《台灣自主工會運動史1987-1989》。 唐山出版社。
[3]Jean Bruhat Marc Piolot著，衛芒譯（1994），《法國總工會簡史》。台灣工運雜誌社，第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