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當前危機與美古局勢升溫
近期，美國重新加緊對古巴施壓。2025 年 6 月 30 日，白宮發布 NSPM-5，要求強化禁運，壓縮古巴政府的外部收入，同時鼓勵資金流向「獨立於政府控制」的私營部門。這條路線表面上說是「支持古巴人民」，實際上是在削弱古巴國家供給能力的同時，扶植國家之外的美元和私營渠道。
這會改變古巴人民取得生活所需的方式。國家越難供電、供糧、保障工資和維持公共服務，美元、僑匯、私營進口和海外支付就越容易被說成生活出路。美國試圖搶奪並規劃古巴人民要求正常生活所能選的方案。
2026 年 1 月 11 日，川普公開宣稱「絕不會再有任何石油或資金流向古巴，一分一毫也不會有」，並要求古巴與美國「達成協議」。1 月 29 日，白宮又發布行政命令，宣稱古巴政府的政策與行動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構成「異常且特殊威脅」，並威脅對直接或間接向古巴供油的國家加徵關稅。從這一刻起，古巴買油就被拉進美國的國家安全政治。供油者要考慮美國報復，銀行要考慮付款風險，保險公司和航運商也要擔心自己被牽連。
古巴高度依賴進口燃料。燃料一少，發電能力就會下降；電力一不穩，供水、食品保存、醫療服務和交通安排都會被打亂。人民感受到的就不只是「缺油」，而是日常生活每天都被停電和短缺壓得喘不過氣。
3 月，能源壓力繼續升高。美方一面放出談判訊號，一面維持制裁和軍事威懾。3 月 14 日，長期停電與糧食短缺引發莫龍市群眾抗議，示威者攻擊古巴共產黨辦公室。古巴人民的生活危機體現了古巴共產黨的政治威信的再次下降。停電和缺糧以及在此之上教育、醫療等社會諸層面的解體，自然而然被人民看作黨和國家的責任，經濟困難就會變成政治危機。
4 月中旬以後，美國又把古巴危機同軍事和移民問題連在一起。相關報導與國會警告顯示，美方已經討論對古巴的軍事選項，也把關塔那摩基地和移民拘押問題拉進來。到 5 月中旬，三十多名美國民主黨國會議員公開要求川普政府排除對古巴採取軍事行動，並停止把關塔那摩灣用作移民拘押設施。
這說明，古巴危機也同時被美國拿來服務自己的國內政治。更精確地說，美國對古巴的施壓正在形成一套複合壓力結構。制裁壓縮古巴取得外部資源的能力，軍事預案提高古巴政府的談判壓力，關塔那摩基地和移民治理則把古巴危機重新接回美國的國內安全政治。當古巴危機造成更多人口外流，美國政府便能把這種外流包裝成邊境、治安與國家安全問題；而關塔那摩基地作為美國在古巴島上的軍事存在，又使移民拘押和軍事威懾直接連在一起。這樣一來，美國對古巴的施壓便同時取得國內政治和區域戰略兩種功能。
4 月底到 5 月初，美國再次加壓。5 月 1 日，川普簽署新的行政命令，擴大對古巴政府及相關實體的制裁。這道命令會使更多外國企業避開古巴。銀行怕付款被追究，保險公司怕承保出事，航運商怕運貨受牽連，供應商也怕後續交易被美國盯上。
只要讓古巴交易變得麻煩、危險、昂貴，企業就會自己退縮。古巴即使還能買到燃料和設備，也要花更多錢，等更久，還要承受付款和運輸中斷的風險。5 月 7 日，聯合國人權專家批評美國對古巴的燃料封鎖造成嚴重人權影響，並以「能源飢餓」形容這種政策後果。美國的壓力，加劇了古巴取得燃料和維持日常生活的運轉的困難。
這種壓力很快出現在企業行動中。5 月初，加拿大謝里特公司宣布暫停其在古巴的合資項目並撤回人員。謝里特長期參與古巴東部的鎳鈷開採，也持有天然氣發電合資公司 Energas S.A. 的股份。它的撤退會同時影響古巴的礦業收入和能源供應。
5 月中旬，法國達飛海運與德國赫伯羅特航運也宣布，暫停承接所有往返古巴的新訂艙。理由同樣是美國行政命令帶來的制裁風險。這說明，壓力已經從外資企業擴大到海運。只要大型航運公司開始避開古巴，許多商品即使沒有被明令禁止，也會更難運進古巴；人民最後承擔的，會是更高價格和更長等待。
外部壓力很快轉成國內能源危機。5 月中旬，古巴能源部門承認柴油與燃料油已經耗盡，電網處於臨界狀態。哈瓦那多個街區因長時間停電爆發抗議，居民堵路、焚燒垃圾，要求恢復供電。
燃料危機也推高了價格。5 月 15 日起，古巴大幅調高汽油與柴油價格，部分油品接近翻倍。政府說，價格必須更接近燃料的實際進口成本。這等於承認，國家越來越難用固定價格把外部壓力擋在人民生活之外。
這一政策出台前，哈瓦那國營加油站已經數週近乎無油，黑市油價也遠高於官方定價。現在，官方價格上升，多數人民仍然面對「價格變高但仍然買不到油」的困境。能在黑市買油的人，和只能等待國家供應的人，生活差距會被進一步拉開。
這些措施的後果，最後由古巴人民承受。美國卡住燃料，古巴的老電網就更難撐住；電力一斷，生活也被迫跟著停電走。油少了，官方價格上升，黑市價格更高。有美元的人還能找路，靠比索工資生活的人只能排隊和等待。
古巴人民今天承受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
- 美國封鎖與制裁造成的外部壓迫。
- 古巴內部長期累積的社會問題。
這兩方面並不是彼此分離的。美國施壓之所以能發生效果，正是因為它打在古巴已經長期累積的社會問題上；古巴內部危機之所以迅速惡化，也和外部封鎖、燃料壓力與金融限制分不開。也正是在這種條件下，美國才有可能把「恢復古巴人正常生活」的口號，包裝成推動市場開放、美元化、私營化與親美轉型的方案。
民眾敲打鍋碗瓢盆、焚燒垃圾、高喊反對古巴政權的口號（圖片來源：Havana Times）
2. 古巴對美國的價值到底有多少？
判斷美國對古巴可能採取的應對方式，首先要估計古巴今日對美國的實際價值。這種價值可以分成三層：
- 古巴是否能帶來足夠大的直接經濟收益？
- 古巴是否能帶來足夠大的政治與戰略回報？
- 美國是否有成本更低、效果更穩定的手段？
從這三個層面看，在古巴今日能提供的直接經濟收益有限，直接對古巴軍事接管成本極高，而外部施壓與制度改造的操作空間卻相當明顯。
冷戰時期的古巴之重要性，並不只是因為它靠近美國本土，而是因為它讓蘇聯在西半球取得政治支點，也讓拉美與第三世界的受壓迫群眾看到，美帝國主義的霸權不是不能突破。古巴的存在削弱了美國對加勒比海秩序的壟斷，也改變了美蘇對抗、拉美革命和第三世界反帝運動的政治想像。
然而這些條件在今天已經完全不同。蘇聯早已瓦解，拉美左翼也很少再把古巴模式視為可以仿效的發展道路。古巴革命的歷史遺產仍會被國家宣傳和外部左翼引用，但它已經很難像二十世紀後半那樣，讓第三世界受壓迫人民看見一條可追求的社會主義道路。原因很現實：當人民每天面對停電、缺糧、低薪和公共服務衰退時，革命記憶已經不能替生活提供解方。
儘管古巴歷史地位下降，但這不代表它已從美國的戰略佈署的視野中消失。儘管已古巴的經濟體量與自然、人力資源，它很難給美國帶來巨大直接收益，卻仍是一個離美國很近、又長期拒絕服從美國秩序的國家。正因為如此，古巴問題很容易被美國拿來服務國內政治：它可以動員佛州古巴裔選票，可以把移民外流說成邊境問題，也可以把關塔那摩基地重新放進加勒比海安全政治。
NSPM-5也顯示，美國傾向透過金融、制裁和私營渠道重組古巴，而不是直接承擔治理古巴的成本。
從直接經濟收益看，古巴對美國的吸引力有限。2025 年，美古貨物貿易總額約 8.283 億美元；其中美國對古巴出口 8.108 億美元，從古巴進口只有 1750 萬美元。這個規模很小。即使放在加勒比海區域比較，古巴也不是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對象：同年美國與巴哈馬的貨物貿易額為 86 億美元，與圭亞那為 66 億美元，與千里達及托巴哥為 58 億美元，與牙買加為 31 億美元，與海地為 18 億美元，都高於美古貨物貿易額。
這組數字不能直接等於古巴的全部潛在價值。美古貿易長期受到禁運、金融限制和旅遊限制壓縮；如果古巴被納入美國主導的市場秩序，某些收益可能被釋放。但這需要制度重組、基礎設施修復和支付體系重建。古巴不是一個能讓美國立即取得高額回報的現成市場。
直接軍事接管的成本也很高。古巴危機越深，美國越難把接管包裝成一場乾淨的政權更替。一旦美軍或親美臨時政府成為島內秩序的實際負責者，原本用來削弱古巴政府的生活危機，就會反過來變成接管者必須處理的問題。制裁和能源施壓的好處在於，美國可以製造壓力、轉嫁痛苦，卻不必親自善後；直接接管則會把古巴人民每天承受的生活危機，變成美國自己的治理成本。
資源問題也要放在這個尺度中看。古巴確實有鎳鈷資源，尤其是東部莫阿一帶的礦業。但這個部門規模有限。美國地質調查局的資料顯示，2023 年古巴採礦與採石部門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約 0.4%；鎳鈷生產主要依靠古巴國有企業與加拿大謝里特公司的合資安排。謝里特也說，莫阿鎳礦合資公司由它和古巴通用鎳業公司各半持股，負責鎳鈷的開採、加工與精煉；它同時也持有能源天然氣公司部分股份，後者與古巴發電有關。
這說明，古巴資源有價值，但不是美國可以直接拿走的現成獎品。鎳鈷要變成實際收益，必須依靠能源供應、設備維修、運輸條件、精煉能力和既有合資安排。對美國而言，古巴鎳鈷更像能源轉型材料鏈中的補充環節，還不足以支撐直接接管古巴的成本。
這種手段的目的在於把制裁風險擴散到每一個可能與古巴交易的環節。美國不必親自阻止每一筆燃料、設備或金融交易，只要讓供油者擔心被制裁，銀行擔心付款被追究，保險公司和航運商擔心後續責任，古巴取得外部資源的通道就會自行收縮。燃料、設備、零件與外部支付不一定完全斷絕，卻會變得更慢、更貴、更不穩定。這正是低成本施壓的有效之處。
古巴對美國的價值是矛盾的。它不是一個立即高收益的市場，也不是一個值得美國直接軍事接管的現成戰利品；可是，它是一個低成本施壓可以產生高政治收益的國家。美國若能讓古巴屈服，便能削弱一個近岸的不親美政權，重塑加勒比海政治秩序，並向全世界國家展示懲罰不服從者的能力。
對美國而言，這是一筆低成本且政治收益高的政治買賣。
（圖片來源：SBS News）
3. 古巴內部危機：「外匯孤島」與再生產困境
古巴的社會內部問題，也是理解美國施壓何以產生效果的關鍵。美國並不是在一個穩定社會上任意施加外部壓力；它之所以能把制裁、能源封鎖與金融限制轉化為政治效果，正是因為古巴內部已經長期累積出再生產困境。
關於古巴當前危機，常見有兩種粗糙敘事。第一種來自部分左派，他們把古巴所有社會問題都歸因於美國禁運、封鎖與制裁，彷彿只要沒有外部壓力，古巴原有經濟結構就能正常運轉。第二種則是自由派式解釋，認為古巴困境根源於國家控制市場造成的低效，凡是古巴取得經濟成效，都只是市場開放的結果。
這兩種說法都無法解釋古巴的特殊性。部分左派看不見古巴長期累積的內部問題。經互會瓦解後，古巴雖然陸續找到新的外匯來源，卻始終沒能把這些外匯穩定轉化為更新基礎設施與產業升級的能力，國家無法維繫基礎設施的再生產與更新，並在幾十年後的今天連維繫生產與社會運轉都辦不到。自由派敘事則無法解釋另一面：古巴沒有採取東歐式休克療法，卻避免了立即的社會崩潰，並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維持就業、配給、醫療與教育。自由派也無法說明，後來市場渠道和美元經濟擴張後，古巴危機為何沒有自然被修復，社會分化反而在國家供給能力下降時變得更加尖銳。[1]
古巴自 1990 年代以來面對的是一場長期調整危機。它必須在美國封鎖和外部融資受限的條件下保住主權與基本生活保障，卻始終沒有重建足以支撐這些保障的生產基礎。今天美國施壓之所以能產生巨大破壞力，正是因為古巴早已陷入一種再生產困境：國家需要外匯維持最低供給，外匯便不斷被用來補足眼前短缺；長期投資和固定資本更新被拖延後，生產基礎進一步老化，國家又更需要依靠進口和外匯來維持最低生活秩序。
革命後的古巴長期嵌入蘇聯與經互會體系。這套體系為古巴革命國家提供了外部支撐：古巴以糖業出口接入蘇聯主導的分工，並透過優惠價格和信貸安排，取得維持國內運轉所需的燃料、設備與進口能力。這些外部資源進入古巴後，並不是只增加某個產業的收入，而是讓國家得以把外部交換轉化為日常生活的穩定運轉：電可以發出來，糧食可以被運送和分配，醫療與教育也能在物質基礎仍然脆弱的條件下維持下去。糖業因此具有超出一般農業部門的地位。它的作用不只在於生產蔗糖，而在於為國家取得外部支付能力，使古巴能在自身生產基礎不足的情況下，維持革命後的基本社會承諾。[2]
在蘇聯與經互會支撐存在時，這套結構能夠運作。古巴革命的社會成果建立在一個矛盾基礎上：革命國家沒有把基本生活完全交給市場，因而避免了東歐式休克療法；但這些社會承諾又高度依賴經互會提供的燃料、信貸、進口能力與政治價格。這說明古巴曾經保存了重要社會成果，也說明這些成果背後存在一個脆弱的外部支撐結構。
這種依賴並非經互會瓦解後才顯現。早在古巴革命試圖尋找發展道路時，糖業能否作為外部支付能力的中心，就已經引發爭論。曾受切・格瓦拉邀請赴古巴、參與革命政府經濟路線討論的法共經濟學家夏爾・貝特蘭，便對古巴蔗糖路線提出保留。卡斯楚 1963 年訪蘇返國後，將大部分投資重心放到蔗糖業；貝特蘭擔心，這條路線會使古巴重新接近單一作物經濟，在反帝的政治形式下延續依賴型結構。到 1967 年，他的批評更加集中：古巴為了追求蔗糖目標，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和勞動力，但這個目標本身缺乏足夠現實條件，反而可能擴大外貿赤字、加重債務負擔，削弱古巴的經濟獨立性。[3]
貝特蘭後來對古巴經濟周期的分析，進一步說明了這條路線的特殊後果。到 1982 年，甘蔗種植與蔗糖加工合計只占社會總產品約 13%，低於 1968—1970 年超過 20% 的水平；可是 1981 年蔗糖仍提供約 77% 的出口收入。這說明，糖業的地位不能只用國內產出比重衡量。它在國內生產中可以不是最大部門，卻仍然決定古巴能從外部交換中取得多少支付能力。古巴的產業畸形集中地表現在這裡：整個社會的運轉越來越依賴一個能換取外部資源的出口樞紐，而這個樞紐本身又依賴蘇聯市場、經互會的優惠價格及在此之上的外匯去維持。[4]
經互會瓦解後，這套把外部交換轉化為國內供給能力的機制開始失效。糖業仍然存在，國家也仍然承諾維持醫療、教育、就業與配給；可是糖業已無法再憑藉蘇聯優惠價格、穩定市場與信貸安排，換回足以維持國內運轉的燃料、機械和進口工業、日常用品。過去由外部體系補上的缺口，開始直接壓到國內生活上：電力供應變得不穩，農業和工廠缺乏必要投入，交通和公共服務也被迫縮減。
於是古巴進入了「特殊時期」：這是古巴在和平時期面對近似戰時的外部斷供時，為了避免社會立即崩潰而採取的緊急治理狀態。國家不再能像過去那樣依靠穩定進口維持日常運轉，只能把迅速縮小的資源集中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上。它試圖讓人民仍然有最低限度的食物、工作和公共服務，同時用節約能源、替代生產和地方協調，延長舊系統還能支撐的時間。
這一路線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必須和東歐休克療法相對照。許多東歐國家在市場化轉型中，迅速把外部衝擊轉嫁給個人家庭：工廠關閉後，失業和福利削減一起落到勞動者身上，公共服務也在財政緊縮中萎縮。古巴沒有走這條路。它用國家分配、配給制度與公共服務吸收了一部分衝擊，使群眾不必在經互會瓦解後立刻單獨承擔生存風險。[5]
這種危機管理也形成了後來問題的起點。有限外匯被優先用來補足眼前短缺，維持最低生活秩序；能夠真正重建生產基礎的長期投入，則一再被推遲。國家可以在短缺中安排資源，卻很難在持續短缺中更新電力系統、農業機械、交通網絡和工業設備。特殊時期保住了社會秩序，也把固定資本老化和產業更新不足的問題推向未來。
這種長期代價首先表現在投資能力上。1990 至 1993 年間，古巴總投資下降超過 85%；到 2012 年，官方國民收入資料中的投資水準仍只有 1990 年的一半左右，投資占 GDP 比重約 10%，低於其他前經互會國家 20% 至 25% 的平均水準。這些數字說明，古巴雖然保住了相當程度的社會保障制度，卻長期缺乏足以支撐固定資本更新的外匯、信貸和投資條件。危機管理延長了舊系統的壽命，卻沒有產生新系統的物質基礎。[6]
這種長期代價在糖業中表現得最集中。糖業曾經是古巴連接外部交換與國內再生產的樞紐；經互會瓦解後，它失去優惠價格和穩定市場，又在燃料不足、機械老化、投入品短缺和組織能力下降中持續萎縮。到 2025 年，古巴原糖產量預計跌破 20 萬公噸，遠低於 2019 年的 130 萬公噸和 2023 年的 35 萬公噸。糖業危機的意義不只在於一個產業衰退，而在於古巴失去了過去取得外部支付能力的重要樞紐。
能源系統也呈現同樣邏輯。古巴停電問題來自長期投資不足、設備老化、燃料進口受限、維修能力下降和外部供應不穩。國家長期在眼前短缺中補洞，真正需要長期投入的電廠、電網和備用發電能力便逐漸耗損。外部燃料供應再次下降時，這種長期耗損就會以每日十幾小時停電、工業停擺和生活秩序中斷的形式爆發。
經互會瓦解後，古巴並非完全失去外匯來源。1990 年代以後，旅遊業和鎳礦部門開始成為新的外匯來源；2000 年代以後，古巴又透過與委內瑞拉的交換關係，用專業服務換取石油與外部支付。古巴重新嵌入世界經濟，但新的外匯來源越來越集中在少數能取得硬通貨的部門。糖業在經互會時期曾占出口收入 73%，到 2012 年只剩 3%；這些新的外匯來源確實讓古巴取得喘息空間，卻也使復甦越來越依賴少數能接入外部市場的部門。[7]
然而，問題在於，外匯進入古巴經濟後，往往先被用來補足日常短缺、維持進口和穩住社會秩序，很難持續投入固定資本更新。旅遊業、鎳礦和專業服務可以取得硬通貨；可是，這些硬通貨若要真正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就必須轉化為公共系統修復、生產設備更新，以及比索工資購買力的提升。古巴沒有穩定做到這一點。
這就是古巴危機中的「外匯孤島」問題。古巴仍然能在若干部門取得外匯，但這些外匯進入社會後，經常只能補住眼前最急迫的缺口，無法穩定轉化為整個社會的再生產能力。它可以暫時讓某些流通環節恢復運作，也可以讓部分家庭透過海外收入減輕短缺壓力；可是，它沒有持續變成維持供電、恢復生產和保障基本生活所需的穩定條件。於是，外匯在古巴社會中呈現出一種孤島狀態：它存在，也能在局部發生作用，卻無法把整個社會重新接合起來。
美國施壓得以發生效果，正是這個轉換機制的脆弱處。當外部壓力使古巴更難取得燃料、支付能力和穩定交易條件，國家就更難把有限外匯轉化為穩定供給。這時，美國方案才取得政治效果：它把古巴人民要求正常生活的正當需求，導向美元、私營進口、海外支付和市場渠道。換言之，美國並不需要先替古巴社會創造一套全新的危機；它只需要把古巴已經存在的再生產困境繼續壓深，然後把市場化和親美轉型包裝成恢復日常生活的道路。
這條道路會製造新的社會分化，並進一步動搖古巴共產黨的政治正當性。當古巴共產黨已經無法穩定保障公共生活的基本運轉，它的統治根基便開始鬆動；而美國方案正是在這個破口上發生作用。越能接上美元、僑匯、私營進口與海外支付的人，越可能在危機中取得較好的生活條件；越依賴比索工資與國家供給的人，則越會被困在衰退的生活體系裡。這種分化會讓市場化與親美連結被經驗成改善生活的道路，進而削弱古巴共產黨作為公共生活保障者的地位，使美國對古巴的重塑變得更加容易。
古巴能源基礎建設老化所導致的停電，即使在首都哈瓦那也時常發生（圖片來源：IEEE Spectrum）
4. 施壓成功後的美國戰略藍圖
若美國對古巴的施壓取得效果，古巴最可能面對的局面，不會從直接軍事佔領開始。更現實的路線，是人民取得日常生活資料的方式逐步脫離國家分配體系。當國家越來越無法穩定供電、保障收入和維持公共服務，能讓商店重新有貨、讓家庭接上海外收入、讓一部分人繞過短缺的渠道，就會被越來越多人視為更有效的出路。美國方案的危險正在這裡：它利用古巴國家供給能力的衰退，把人民恢復正常生活的正當要求，引向外幣渠道、私營進口、海外支付與親美制度重組。
美國首先要做的，是讓古巴國家更難維持最低供給。能源問題因此被推進到國安與制裁框架之中。2026 年 1 月 29 日，美國行政命令宣稱古巴政府的政策與行動對美國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構成「異常且特殊威脅」，這種說法的作用，是把古巴取得燃料的問題從一般貿易問題改寫成國安問題。一旦燃料交易被放進國安框架，外部供應者就必須重新估計自己是否會被美國制裁牽連。對一個高度依賴進口燃料的島國而言，這種壓力會迅速穿透到日常生活。燃料一旦變少，發電首先受到衝擊；供電不穩之後，整個公共生活都會被迫圍繞短缺重新安排。美國無須切斷每一筆能源交易，只要讓外部供應者相信古巴交易會帶來額外成本，古巴取得燃料的通道就會變得更窄、更貴、更不穩定。
接著，制裁會把古巴與外部世界的交易條件整體惡化。2026 年 5 月 1 日，美國進一步擴大對古巴制裁，使外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在與古巴往來時承擔更高的不確定性。這類制裁的效果，不只在於禁止某些交易，更在於改變第三國行動者的判斷。銀行會擔心付款被追究，企業會擔心後續合作受阻，供應商會擔心被迫捲入美國制裁。交易還可能存在，但每一步都更慢、更貴、更不穩定。對古巴而言，這種不穩定本身就是壓力：國家即使能找到外部資源，也更難把它們穩定轉化為燃料、商品和公共供給。
美國方案的關鍵，並不只是壓縮古巴國家的外部通道，也在於選擇性地打開國家之外的通道。2024 年，美國財政部修改對古巴制裁規定，擴大「獨立私營部門企業家」的範圍，並允許符合條件的私營經營者使用美國銀行帳戶和部分跨境金流安排。這項政策表面上是在支持古巴人民與私營部門，實際上是在重塑人民取得生活資料的路徑。當私營經營者能更直接接上海外支付，當部分商品能透過國家之外的渠道進入社會，國家分配體系就會顯得更加遲鈍、貧乏和無效。
這一點已經有現實基礎。2024 年，古巴非國家部門在零售銷售價值中占 55%，高於 2023 年的 44%，首次在零售銷售價值上超過國家部門。不過，這個數字衡量的是銷售價值，排除了公共事業，也會受到私營部門價格較高的影響；它不能被直接理解為古巴整體經濟已由私營部門主導。它真正說明的是，普通人取得日常商品的路徑正在快速轉向國家商店之外。當國家商店缺貨，私營進口和非正式市場卻能讓部分商品重新出現，人民很容易從日常經驗中得到一個結論：能改善生活的，不再是國家供給，而是外幣、市場和海外渠道。
美國方案的吸引力，正來自這種局部改善。市場上的商品可能變多，部分服務可能重新運作，僑匯和私營進口也可能讓一些家庭更快取得生活所需。對長期忍受停電、排隊、低薪和短缺的群眾而言，這些改善不是抽象的政治口號，而是非常具體的生活差異。左翼若否認這一點，就無法理解美國方案為什麼可能取得支持。古巴危機真正危險的地方正在這裡：市場化道路不一定先以公開的親美政治登場，它可以先以「讓生活恢復正常」的形式進入社會。
可是，這種局部改善會以分化的方式展開。商品重新出現，並不等於公共供給能力被重建；一部分家庭接上海外收入，也不等於整個社會恢復穩定生活。越能接近外幣、私營進口和海外支付的人，越能在危機中找到迴旋空間；越依賴比索工資與國家供給的人，越會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恢復生活的道路之外。生活秩序因此可能以一種不平等的形式重新恢復：一部分人先接上外部市場，另一部分人則繼續承受公共制度衰退的後果。
這種分化會直接改變古巴政治。當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能否改善生活取決於能否接近外部渠道，古巴共產黨作為公共生活保障者的地位就會進一步鬆動。美國方案不需要立刻摧毀古巴國家，也不需要一開始就說服所有人接受美國霸權。它只需要讓越來越多人相信，國家分配體系已經無法保障生活，而外幣、私營進口、海外支付和外部投資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到了這一步，市場化與親美連結就會被經驗成改善生活的道路，古巴共產黨的政治正當性也會被進一步掏空。
移民潮也會成為這套重塑的一部分。古巴危機越深，外流人口越多，美國越容易把古巴問題轉化為自己的國內政治資源。移民潮可以被用來證明古巴體制失敗，也可以被放進邊境治理、佛州政治和反共敘事之中。對古巴社會來說，移民又會反過來加深外部渠道的重要性：離開的人越多，僑匯和海外聯繫越會成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留下的人也越容易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託在外部通道上。這樣一來，人口外流不只是危機結果，也會成為美國重塑古巴社會關係的條件。
若這套方案成形，古巴將接近一個加勒比海的低成本轉型經濟體。外資、本地新興資本和流亡古巴資本會在危機中重建市場秩序，最先被整合的會是那些能快速接入外部支付和高收益消費的部門。公共制度可能保留原有外殼，但財源、管理方式與取得條件會逐步改變。醫療、教育和公共服務在形式上延續，實質上卻可能被外幣渠道、市場價格和分級取得所改寫。革命留下的公共成果不會必然在一夜之間消失，它們更可能在財政枯竭、分層供給和外部資本進入中逐步空心化。
因此，美國對古巴的施壓，必然要進入人民理解自身生活困境的方式。NSPM-5 將網路接入、民間媒體、私人經營與結社空間納入政策工具，並要求美國政府定期檢視古巴是否接近《赫姆斯—伯頓法》所設定的「轉型政府」條件。這套政策的實際作用，是在古巴再生產危機已經深入日常生活之後，替人民的痛苦提供一套可以被反覆實踐的方案。當電力供應反覆失靈，家庭收入追不上生活成本，公共體系逐漸失去穩定支撐能力－－簡言之，正常生活的解體，人們總要在生活中尋找能夠立即改善處境的道路。誰能帶來外幣，誰能提供收入機會，誰能讓短缺暫時被繞開，誰就可能成為人們理解危機的中介。美國政策瞄準的就是這個環節：它讓私人渠道中的局部改善取得政治含義，讓外部資訊把日常匱乏解釋為國家控制的後果，讓對穩定生活的要求逐漸被接入市場化與對美正常化的想像。於是，古巴人民的意識形態改造並不是簡單地以宣傳的方式達成。它在更普通的實踐中完成。一個人為了取得外幣而依賴私人部門，為了理解停電而接受「市場不自由」的說法，為了擺脫短缺而把希望投向對美開放；這些為了求生的選擇共同形塑了對美國方案的認同，使人們把自身遭遇的危機理解古巴共產黨獨裁統治與計畫經濟的低效問題，並把生活恢復的希望交給親美市場秩序。
古巴人民要求恢復正常生活，這一要求完全正當。左翼不能用保衛革命成果的名義，要求人民繼續承受停電、低薪、排隊與公共供給衰退。真正的問題在於，除了接受美國開出的道路，或者要求人民繼續忍耐危機之外，古巴內部還能不能長出另一條路：一條能夠恢復供給、重建生產能力，同時讓工人和基層群眾重新掌握公共生活的道路。
一名古巴的乞丐舉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請給我點吃的。」——他的退休金每個月不到3美元
（圖片來源：swissinfo）
5. 古巴人民出路何在？
5.1 政治權力與政治權利
古巴危機迫使左翼重新面對一個問題：我們到底在保衛什麼古巴？美國長期封鎖、制裁並威脅古巴，社會主義者當然必須反對這種帝國主義施壓；可是，反對美國干涉，不能變成替古巴現狀背書。對真正生活在島上的人來說，問題早已不是抽象的國際立場。停電反覆打斷家庭生活，工資越來越難支撐日常開銷，原本由國家承諾的公共保障也逐漸失去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保衛古巴」若還有意義，就必須回答一個更直接的問題：它是在保衛古巴人民仍然需要、也仍然可能重新掌握的社會成果，還是在要求人民繼續承受一個越來越難維持這些成果的國家體制？不同政治力量對古巴危機的解釋，正是從這裡開始分岔。
親中左翼最常見的說法，是把古巴危機完全歸咎於美國封鎖與制裁。這種說法抓住了外部壓力，卻很快把問題推向一個簡單結論：只要繼續反封鎖，古巴現存體制就仍然站在正確位置上，人民的困難也只能被理解為帝國主義造成的代價。自由派從另一個方向切入，將危機歸咎於國家控制，於是市場開放、私人部門擴張和外資進入，就被描繪成恢復正常生活的自然道路。右翼的說法更加粗暴，它把古巴當成福利國家的反面教材，將公共保障本身說成危機根源，好像人民陷入困境，是因為國家照顧太多、個人努力太少。這三種說法彼此對立，卻都試圖替古巴人民的痛苦指定一個答案：忍耐現存體制、投向市場秩序，或者放棄公共保障。
這三種說法都不是憑空捏造。美國封鎖確實長期壓縮古巴取得外部資源的能力，近年的燃料施壓又打在古巴最脆弱的地方：電力系統早已老化，燃料一旦更難進口，停電就會直接變成日常生活的災難。聯合國人權專家在 2026 年批評美國針對第三國對古供油的措施，指出這類措施具有域外強制效果，並警告古巴已出現嚴重能源短缺與多地長時間停電。自由派抓到的也是真問題：古巴國家經濟長期投資不足，生產能力持續衰退。法國開發署 2025 年報告指出，古巴生產模式仍高度依賴國家與準國家結構，固定資本形成長期偏低，2019 年後投資增長率轉為負值。右翼對工作意願低落的說法雖然充滿道德責備，卻碰到一個左翼不能迴避的現象：為什麼在古巴，越來越多人不再相信普通勞動能讓生活變好？
這三種說法的問題，在於它們都急著替古巴人民的痛苦指定出口。親官僚左翼把危機推到封鎖之外，於是古巴國內長期積累的衰退被反帝敘事遮住；自由派把國家失靈直接翻譯成市場出路，彷彿東歐轉型的失業、公共體系瓦解和社會分化從未發生；右翼則把勞動意願的下降說成人性論問題，這些觀點都有避開了一個更刺痛社會主義者的問題：為什麼普通勞動已經很難讓人相信生活會變好。
甚至某些托派國際的「保衛古巴」論述中也尤其清楚地體現了這種問題。該文中，正好暴露了這種立場的限制。他們用「飢餓」、「黑暗」、「人道危機」等辭彙來描述美國施壓，這些詞確實能讓讀者看見古巴人民正在遭受的痛苦；可是，它們只能指出問題的存在，不能替我們完成問題的分析。人道主義譴責可以喚起同情，也可以成為反封鎖動員的起點；它無法說明古巴危機為什麼會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也無法說明人民如何從被迫承受苦難的人，變成能夠改變危機走向的政治力量。文章把古巴說成帝國主義報復的對象、拉美主權的象徵和反資本主義革命的遺產，最後得出的只是「必須保衛古巴」。可是，一個口號若不能說明自己的理論與政治根據，就只是在要求別人服從它。對外國勞動階級來說，為什麼要保衛古巴？如果理由只是古巴曾經有革命歷史，或者古巴正在遭受人道災難，那最多只能形成道德同情，還不能形成國際主義責任。對古巴人民來說，為什麼要保衛這個古巴？如果他們每天面對的是停電、缺糧、低薪、公共服務衰退和越來越難以預期的未來，外部左翼憑什麼要求他們把保衛現存國家體制理解為保衛自己的生活？真正需要提出的是：古巴人民今天還能保衛什麼，靠什麼力量保衛，這種保衛如何同改善生活、重建生產能力、擴大工人民主連在一起，又如何避免人民的痛苦被美國利用，轉化成市場復辟與親美重組的群眾基礎。這篇文章正是在這裡停住了：它把人道主義口號推到最前面，卻沒有進入危機的政治形式，也沒有回答「保衛古巴」如何成為古巴人民和世界工人階級自己的任務。[8]
外部左翼常常預設，只要古巴仍被美國封鎖，古巴人民就會自然把「保衛古巴」理解為保衛自己的生活。這個預設在今天已經很難成立。1990 年代，革命記憶、民族主權和特殊時期的共同犧牲，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把人民的痛苦組織進「保衛革命成果」的敘事之中；即使如此，美元合法化、比索貶值與黑市擴張，也已經開始侵蝕這套敘事的道德基礎。到了 2020 年代之後，停電、缺糧、低薪、硬通貨分化、青年外流與公共服務衰退，已經很難再被外部左翼用「保衛革命」這一口號重新組織起來。問題不在於古巴人民是否記得革命，而在於現存國家體制越來越無法把革命成果轉化為可以維持日常生活的現實條件。僅需稍稍正視現實，就知道保衛革命成果的敘事有多脆弱，也可以看到人道主義敘事是怎麼讓馬克思主義逃避問題，逃避科學分析，並制定一種自說自話的政治戰略與願景。
因此，若左翼只保衛一個被想像成革命陣地的古巴，就會遮蔽真正生活在危機中的人民。對普通人來說，古巴革命的歷史意義必須在今天的生活中接受檢驗；一個無法讓人相信明天會比今天更好的國家，很難再要求人民用忍耐來證明忠誠。二十世紀的經驗已經說明，自上而下的官僚社會主義無法在制度競爭中勝過資本主義。它能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保存若干社會成果，卻把人民長期留在被安排、被照管、被動員的位置上，使這些成果依賴國家代管，而沒有把群眾培養成能夠接手社會的人。到了這一步，「保衛古巴」若仍然等於保衛現存國家體制，它保衛的對象就會從古巴人民可能爭取的未來，退回外部左翼對二十世紀革命史的自我安慰。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個反美國家，他們就彷彿仍能相信歷史站在自己這邊。
1990 年代的經驗能把這條裂縫說得更具體。特殊時期初期，許多古巴人仍把公共保障與民族主權理解為值得守護的成果，國家也還能把困難說成保衛革命所必須承擔的共同犧牲。可是，美元合法化以後，這種共同語言開始被日常生活拆開。依靠比索工資生活的人逐漸發現，自己仍在國家部門工作，卻越來越難透過工資取得穩定生活；能接觸美元、旅遊業或海外匯款的人，則開始擁有另一套生活可能。黑市和非正式交易不再只是道德上的越界，而逐漸成為解決實際問題的必要手段。於是，原先關於團結與共同吃苦的敘事，開始被一個更直接的經驗削弱：同樣生活在革命國家裡，有些人能靠硬通貨繞開短缺，有些人只能在比索工資和國家供給的衰退中等待。這種經驗沒有立刻摧毀革命記憶，卻已經讓人民感受到，國家所要求的共同犧牲，正在被新的生活分化掏空。
這個經驗之所以對今天重要，是因為 2020 年代的古巴比起 1990 年代更不能用革命遺產來維持共同承受危機的能力。當時，許多人即使不得不進入美元、黑市和非正式交易，也仍然把這些行為理解成特殊時期中的不得已；革命成果仍然在他們心中保有相當重量。今天的情況不同。長期停電、低薪、青年外流和公共服務衰退，已經使人民越來越難把自己的生活困境理解成一段暫時必須熬過的困難。若國家無法讓人相信生活會重新穩定，人民就會開始從更直接的地方尋找出路：哪裡能取得收入，哪裡能買到商品，哪裡能離開短缺，哪裡就更像未來。外部左翼若還要求古巴人民用保衛革命的語言理解這些痛苦，這種要求就只會停留在島外的政治想像裡；它無法形成古巴人民自己的力量，也無法阻止市場化和親美正常化把「恢復生活」包裝成唯一可見的道路。
因此，今天的問題不能被寫成「要不要保衛古巴」這麼簡單。美國入侵、封鎖、制裁與政權顛覆當然必須反對；任何社會主義者都不能把古巴交給華盛頓、邁阿密右翼和未來可能被扶植出來的親美資產階級。可是，反對美國干涉，也不會自動替古巴現存體制取得正當性。古巴人民需要的，是一條能夠恢復日常生活、重建生產能力、並讓工人和基層群眾重新取得公共事務發言權的道路。若「保衛古巴」不能回答人民憑什麼保衛、為了什麼保衛、透過什麼力量保衛，它就只是在要求人民保衛一個已經越來越難保障其生活的國家政權。這樣的保衛不會阻止危機惡化，反而會把人民對正常生活的要求，推向自由派和美國已經準備好的答案。
正因為古巴革命曾經取得真實成果，今天的衰退才更需要被解釋。醫療、教育、配給制度與民族主權，曾經讓古巴在帝國主義封鎖和蘇聯體系崩解後，仍能避免東歐式休克療法帶來的立即社會崩潰。這些成果當然值得肯定；但它們無法替今日體制解除問題。數十年的慢性危機顯示，官僚化國家經濟能在短缺中維持基本秩序，卻沒有穩定重建支撐這套秩序的生產基礎。當電力系統持續老化，公共部門越來越難留住勞動力，工資失去改善生活的能力，革命成果就會被迫靠越來越脆弱的國家分配維持。左翼若只強調古巴的反帝意義，就會迴避這場內部失敗；右翼若把危機歸咎於社會保障，又會把生產基礎的更新失敗歪曲成「福利太多」造成的問題。
右翼常說「福利養懶人」。這句話把社會危機說成一種人性論問題，也把矛頭指向醫療、教育和基本保障本身；可是，左翼不能只用反右翼的姿態把這個問題推開。它之所以能取得某種說服力，是因為古巴確實出現了一種更深的社會危機：越來越多人不再相信普通工作能讓生活變好。當一個人每天上班，卻仍然買不起需要的東西，等不到穩定的電力，也看不見公共服務重新恢復的可能，勞動就很難再被感受為改善生活、參與社會建設的道路。問題不在人民天生不願工作，而在國家提供的工作越來越難把個人努力同更好的生活連在一起。右翼把這種現象罵成懶惰，正好遮住了真正需要解釋的地方：為什麼一個自稱代表勞動者的制度，會讓勞動本身逐漸失去吸引力。
這種危機，同古巴外匯部門沒有穩定回到整個社會的更新過程有關。旅遊、匯款和少數能取得硬通貨的部門，確實在危機中提供了一些收入來源；但這些外匯很長時間內主要被用來填補眼前短缺，沒有穩定轉化成能讓普通勞動重新變得有意義的物質條件。國家仍然提供工作，可是許多人進入國家部門後，面對的是老化的設備、低落的工資和越來越難預期的生活改善。當一個人努力工作，卻仍然無法靠工資穩定安排家庭生活；當他能不能過得好，越來越取決於是否接觸美元、海外匯款或私人渠道，勞動就會逐漸失去原本應有的社會尊嚴。人們不是單純不想工作，而是越來越難相信普通勞動能把自己帶向更好的生活。
這裡需要把右翼批判倒轉過來。所謂工作意願低落，不能從人性論來解釋，而要從制度如何安排人民的位置來解釋。當生產怎麼組織、資源怎麼使用、危機怎麼承擔，都主要由國家替人民決定，人民就會被訓練成等待安排的人：供給不足時等待配給，生活惡化時等待政策修正，危機加深時等待下一次動員。這種制度可以在短期內把匱乏分配下去，卻很難把人民的能力轉化為修復社會的力量。古巴真正養出的，不是右翼所說的「懶人」，而是一種被國家照管、也被國家限制的人；他們承受危機，卻很難決定危機如何被處理。
在1990 年代特殊時期最困難的階段，古巴之所以沒有像東歐許多國家那樣迅速陷入社會崩解，正是因為它還保存著一套能夠動員社會、調整政策、維持基本生活的機制。糧食供應緊縮時，地方機構和社區組織被動員起來，醫療人員協助找出最脆弱的家庭，營養監測系統則用來支撐最低限度的救助。供應斷裂後，企業被迫尋找在地解法，外貿權限也從高度集中的部門擴散到更多單位。到了財政壓力最尖銳的時候，政府沒有直接照搬休克療法，而是透過工人議會討論削減方案；有些原本準備推動的措施，確實在反對聲中被放棄或放慢。這些經驗說明，古巴曾經能把國家能力、社會動員和基層回饋結合起來，用一種比較緩慢、比較能承受的方式處理外部斷裂帶來的衝擊。[9]
而問題也正在這裡。這套機制能讓國家聽見社會壓力，能讓政策在危機中修正，能讓基層組織參與救急，卻沒有把人民推到決定社會方向的位置上。人民可以反映生活困難，工會可以迫使裁員節奏放慢，社區可以協助分配有限資源；可是，外匯如何使用、生產如何重建、哪些部門優先投入、官僚失敗如何追究，這些決定仍然主要掌握在黨和國家機構手中。古巴的參與機制因此具有雙重性：它比自由派想像的僵硬命令體制更有彈性，也遠沒有達到真正的工人民主。它能把人民納入國家處理危機的過程，卻很難讓人民取得決定危機如何被處理的權力。政治權利與政治權力的差異就在於：前者使人民能夠迫使國家回應，後者才關係到人民能不能真正接手公共生活。
對古巴人民來說，能夠公開提出不滿、組織起來並迫使政府回應，首先是避免官僚把危機處理成單方面命令的條件。可是，政治權利若只停留在向國家施壓，它仍然把人民放在等待回應的位置上。人民可以要求國家改善供電、提高工資、穩定供給；但只要這些要求最後仍由國家機構在封閉程序中判斷、排序和執行，群眾就還沒有真正掌握自己的生活條件，更重要的，為自己的決定負責。政治權利的社會主義意義，必須在這裡向政治權力推進：人民的發言不應只替國家提供修正政策的資訊，而要逐步改變誰有資格決定公共生活如何運轉。
古巴危機把這個問題顯現的得非常具體。停電發生時，人民面對的不能只是「國家什麼時候修好」這個問題；他們也必須有能力追問為什麼修不好、資源被如何使用、誰要對反覆失敗負責，以及基層能否參與重新安排修復的優先順序。這種追問一旦只能停在抱怨和請願，政治仍然留在國家手中；它一旦形成工人、社區和基層群眾自己的組織能力，公共生活就開始不再只是行政管理的對象。
古巴的困境正在這裡。它曾經依靠群眾參與和國家調整，避免危機在最初階段演變成全面崩潰；可是，這套機制越到長期危機中，越會暴露自己的限度。人民參與得越多，承受得也越多；但參與若始終不能改變決定權的所在，就會逐漸變成國家吸收壓力、修補政策、延長忍耐的方式。國家可以聽見人民的困難，也可以要求人民一起渡過困難；然而，當人民不能決定資源的優先順序，不能追究官僚失敗，不能把自己的生活經驗變成改造公共系統的力量，他們就仍然只是被納入危機管理的人。這種結構在短期內能保存社會成果，時間一長，卻會把群眾訓練成等待國家修補生活的人，並削弱他們自行判斷、組織和接手公共事務的能力。
這也把問題帶回共產主義政治最基本的尺度。革命奪取政權以後，如果社會仍然只能由國家替人民安排，舊的支配形式就會在新的名義下保存下來。國家可以宣布自己代表人民，也可以掌握公共資源、制定計畫、分配供給；但只要人民仍然主要透過等待、服從和請求來同公共生活發生關係，革命就還沒有真正改造政治本身。共產主義政治要求的，是國家機器在被奪取、打碎和改造的同時，逐步把它壟斷的社會能力交還給群眾。國家的消亡因此不能被放到遙遠未來，變成革命成功後自然會發生的事情；它必須從今天的組織、教育、鬥爭和制度安排中開始，成為衡量我們是否真的在培養人民接手社會能力的標準。[10]
古巴危機的歷史教訓在於：革命可以創造真實的社會成果，卻仍然把這些成果放在國家代管的形式之中。古巴革命曾經依靠國家力量保存醫療、教育、配給與民族主權，也曾經透過工會、社區和群眾組織動員人民參與危機處理；但這種參與主要是在國家設定的框架內發生，人民被召喚來保衛革命、承受困難、提供意見、協助執行，卻沒有穩定取得決定社會方向的政治權力。這種政治形式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具有實際作用，尤其在外部封鎖和蘇聯體系崩解之後，它確實避免了立即的社會崩潰。可是，當國家維持生活的能力逐漸衰退，這種形式的限度也會被迫顯現出來：人民每天面對的，不再是自己能夠掌握和更新的公共生活，而是一個要求他們繼續等待、忍耐與配合的國家體制。危機揭露古巴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沒有將群眾從革命成果的接受者、保衛者和動員對象，真正變成能夠接手社會的人的弊病。
因此，左翼真正要推動的任務，必須繫在一個問題上：古巴人民能否重新取得掌握自身生活條件的可能性。反對美國干涉，只有在這個問題上才不會退回替國家自保辯護；保衛社會成果，只有在這個問題上才不會退回替匱乏管理辯護；突破官僚壟斷，只有在這個問題上才會取得現實內容。所謂「保衛古巴」，若還有社會主義意義，就只能指向這種可能性：讓古巴人民能夠親自維持、監督並更新自己的公共生活，讓工人和基層群眾重新成為決定古巴未來的力量。
古巴社會主義沒有將群眾從革命成果的接受者、保衛者和動員對象，變成能夠接手社會的人
（圖片來源：The Guardian）
5.2 古巴的教訓與階級意識
正如前段所述，古巴的社會問題不會因為我們喊出「保衛古巴」就得到解決。真正的難題在於：古巴人民若要重新掌握自己的生活條件，必須避免再次被某個代表者代替。二十世紀的革命經驗已經反覆告訴我們，奪取國家政權可以改變所有制、分配制度和國際陣營位置，卻不必然改變人民同政治的關係。人民仍可能被放在被代表、被動員、被照管的位置上；他們以革命之名支持國家，卻沒有因此取得決定社會如何運轉的力量。因此，國家的消亡不能只是共產主義遠景裡的一句結論。它必須成為今天判斷革命政治的尺度：一種政治若只是把人民重新交給國家管理，即使它說的是社會主義，也還沒有走出官僚社會主義的老路；一種政治若能讓群眾在鬥爭中開始取得組織公共生活的能力，它才真正朝向無階級社會。
這一共產主義戰略必然從現在開始就影響現在共產主義政治，即影響當代左翼尚未奪取政權、甚至尚未形成一股政治力量的左翼團體的任務。革命政治如果把一切都推到未來的奪權時刻，群眾在今天就只能被教育成支持某個政權方案的人，而不是逐步學會接手社會的人。左翼的政治教育因此不能只停在國有化、分配正義和反對剝削上。這些意識當然重要，因為勞動者必須知道社會財富由自己創造，也必須知道公共資源不該被資本和官僚壟斷；可是，群眾若只是知道自己「應該得到」，他們仍然可能把希望交給一個替自己分配成果的國家。更高的階級意識，必須讓群眾在鬥爭中理解社會如何運轉，知道公共系統為什麼失敗，並開始形成改變這些失敗的能力。國家的消亡也只有在這裡才有現實內容：它不是把一個理想放在遙遠未來，而是在今天的群眾工作中，培養人民不再需要被國家代管的能力。[11]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使人類走向無階級社會。這個目的決定了革命不能被縮成奪取政權的瞬間。奪取國家政權只是整個過程中的一個關鍵環節；革命真正要處理的，是資本主義留下的社會關係如何被拆解，新的公共生活如何被組織起來，人民如何從被統治、被代表、被管理的位置中走出來。無產階級要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自己的政治權力，也要在這個過程中改造生產、分配和日常生活的組織方式。這要求最廣泛的群眾不只是支持革命，而是進入革命的實際組織之中，學會判斷社會如何運轉，學會共同處理公共問題，學會把自己的生活經驗轉化為改造社會的力量。沒有這種階級意識和自我組織，革命就會重新落回少數人替多數人管理社會的形式；國家可以換上無產階級的名義，政治卻仍然停留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分離的老形式裡。
當代左翼的政治教育，不能只培養群眾的國有化意識。勞動者當然必須知道，社會財富由自己創造，公共成果不該由資本家占有，也不該由官僚國家代管；這種「配得感」是階級意識的起點。可是，起點不能被誤認為終點。群眾若只是知道自己應該得到更多，仍然可能把希望交給一個替自己分配成果的國家。更高的階級意識，必須讓群眾在鬥爭中形成掌握社會運行的能力。
群眾在運動中迫使公共系統重新運轉，本身也是階級意識形成的一部分。左翼不能把這件事交給改良派，好像勞動者只需要提出要求，公共系統如何運行、如何修復、如何接受監督，都可以留給政府和專家處理。群眾要在鬥爭中學會看懂這些問題，並迫使公共系統在自己的監督下改變。這種能力不會削弱配得感，反而會使群眾更清楚地知道：社會既然由自己支撐，就也應該由自己參與決定。
這一點在古巴問題上尤其重要。古巴人民面對的困難，已經超出一般分配問題。當電力、交通、學校、醫院和工資購買力都難以維持時，問題不只是誰分配得比較公平，也包括社會是否還有足夠的生產與供給能力可以分配。若古巴勞動者和基層群眾能在危機中學會追問公共系統如何運轉，如何修復，如何避免繼續被官僚拖垮，這本身就會形成新的階級意識。它要求群眾證明：他們能把社會組織得比古巴共產黨官僚更好，也能比未來可能被美國扶植出來的軟弱資產階級更好。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當前的左翼除了要打造一支足以承載起其綱領的身體，即先鋒組織，進而與先進工人一同鍛造先鋒黨之外，更重要的是擺脫左翼在理論上、政治上的狹隘的對提升階級意識的想像，要使群眾除了配得感，還要真的配得。
國家的消亡，無階級的社會的到來只能建基在這樣的基底之上，而這樣的目標形塑了我們當前的群眾教育與宣傳的任務。無數的合作社與勞工自主企業已經證明了勞工可以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公司，掌握一定範圍的經濟運行的能力。那國家範圍呢？又如何打造不同於資產階級國家的國家，打造一個會消亡的國家？這是十月革命最寶貴的教訓－－群眾需要需要預先學習如何管理和建設。[12]
放到古巴問題上，這一點尤其重要。古巴危機暴露出的問題，已經不是單純的分配不公，也不能寄望換一套掌權者就自動解決。人民今天面對的是一個運轉失靈的國家：電力無法穩定，供給無法恢復，工資無法支撐生活，公共服務也越來越難維持。無論這個國家繼續由共產黨官僚管理，還是未來被美國扶植的親市場力量接手，只要人民仍然只能等待掌權者把事情做好，他們就依然被放在被治理的位置上。左翼真正要推動的，是讓群眾在危機中組織起來，迫使任何掌權者都必須把公共系統重新運轉起來，並在這個過程中打開人民自己的能力：他們要追問為什麼電網修不好，為什麼外匯沒有轉化成公共系統的更新，為什麼官僚失敗總是由人民承擔代價。當這些追問變成持續的組織、監督和行動，階級意識就不只是「我們應該得到更好的生活」，而會進一步變成「我們能夠迫使社會運轉得更好，並逐步學會由自己來掌握它」。
作為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必須記得古巴和一眾20世紀曾在人們心中燃起希望，卻又辜負全世界為共產主義理想買單的鬥士們的諸官僚國家帶給我們的教訓。
這個教訓在於國家的消亡、創造一種新的政治形式，邁向無階級的社會是共產主義戰略的核心，而這個核心塑造了我們當前關於提升階級意識的政治任務–我們需要提升配得感，我們的政治教育也需要讓群眾使用自己的力量，做得比資本主義公司、甚至國家還要好。
面對一個運轉失靈的國家，左翼要讓群眾在危機中組織起來，並在這個過程中打開人民自己的能力
（圖片來源：The Guardian）
5.3 過去、現在、未來——當代社會主義者的任務
我們不能替古巴人預先規定如何在古巴推動社會主義。古巴內部的具體鬥爭，仍然取決於當地階級力量、群眾組織狀態與政治形勢。對古巴的過去，我們還能透過歷史與經濟研究來理解革命經驗；對古巴的現在，島外馬克思主義者只能在新聞、官方材料、外部研究與少數批判左翼的聲音之間交叉辨認，所能掌握的情況仍然有限。因此，我們能提出的，只能是建立在古巴歷史教訓上的概括性判斷；具體鬥爭的方向，仍必須由古巴的馬克思主義者、勞動者、受壓迫者與基層群眾在實踐中形成。
古巴原本累積的矛盾，正在更尖銳的形勢中爆發出來。2021 年 7 月 11 日的大規模抗議，首先來自人民對基本生活秩序崩壞的反應。食物越來越難取得，疫情使醫療系統承受巨大壓力，停電又反覆打斷家庭生活和城市運作，人民的不滿便從這些日常痛苦中爆發出來。這些抗議本身未必已經形成清楚的政治方向；社會主義者需要從這些要求中提出更深的問題：古巴人民的生活條件究竟由誰安排，危機代價為什麼總是落到普通人身上，群眾又如何形成改變這種安排的力量。此後，大量參與者受到審判、監禁或持續監控。人權組織在 2025 年仍指出，部分 2021 年抗議者遭遇獄中虐待，且仍有數百人被拘押；到了 2026 年，新的抗議仍從日常生活無法維持的地方爆發，尤其圍繞停電、短缺與網路費用上漲等問題展開。
2024 年 3 月，聖地牙哥等地又爆發抗議，群眾喊出「電力和食物」這類最直接的生活要求。當停電長達十幾個小時，食物保存、家庭照護與日常安排都會被迫中斷，抗議自然會變成對國家供給能力的政治質問。2025 年，國營電信公司上調網路資費，引發學生和社會不滿，政府後來作出局部退讓；2026 年 3 月，哈瓦那大學學生又因能源與網路短缺影響課程運作而罕見抗議。這些事件各自圍繞不同問題發生，背後指向的卻是同一件事：人民已經越來越難忍耐生活失序。
這些抗議目前仍然分散，卻已經成為古巴未來政治的真實材料。它們沒有自動的進步性，因為人民走上街頭，首先只說明現狀已經難以承受；政治後果取決於哪種力量能把這些材料組織成一套可見的出路。外部封鎖使生活壓力更重，流亡右翼和社群媒體會把不滿重新翻譯成親美敘事，國內壓制又使公開組織變得困難。在這樣的條件下，若工人和基層群眾無法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親美轉型自然而來地就會是唯一的出路。
正因為生活要求正在被親美轉型方案重新解釋，這些問題的答案才不能交給美國制裁、邁阿密右翼或自由派復辟方案。美國長期封鎖和近年的制裁升級，確實加重了古巴危機。2026 年，美國進一步擴大針對古巴政府及相關實體的制裁，使外部企業和金融機構在與古巴往來時承擔更高風險，也使古巴取得燃料、外部支付與必要進口的通道變得更不穩定。
答案同樣不能交給官僚國家繼續管理匱乏。當日常生活本身成為危機中心，群眾若只能等待國家分配、等待外援到來、等待下一次政策調整，就會繼續停留在被照管者的位置。古巴人民需要把生活要求逐步轉化成政治權力。這種政治權力並非現成存在的接管能力，它只能從具體危機中開始形成。停電迫使人民追問燃料去了哪裡，供應順序如何決定，維修為何失敗，責任由誰承擔；公共服務的衰退，也會以同樣方式迫使人民追問日常生活究竟由誰安排。生活危機只有在推動群眾組織起來、判斷局勢、介入決定並對抗壓制時，才開始取得政治權力的形式。
因此，古巴的未來不能被壓縮為兩種既定方案的選擇：外部壓力推動的資本主義復辟，或官僚國家以反帝名義要求人民繼續承受危機。所謂第三條道路，也不會從古巴革命殘存的制度遺產中自動長出來。古巴革命曾經使醫療、教育與基本生活保障成為重要的公共承諾，也曾經在民族主權問題上留下歷史意義；可是到了今日，這些成果已經被官僚管理、短缺經濟、美元化分化和生產能力衰退嚴重耗損。它們本身已經無法證明古巴仍然代表一種進步方向。
因而，古巴問題的核心，是當前危機能否孕育出新的工人政治力量。沒有這種力量，革命成果即使仍以制度名義存在，也只會繼續被官僚管理、市場復辟和帝國主義重組分別拆解；有了這種力量，古巴的社會主義前景才可能重新成為現實問題。
對我們而言，古巴的過去提供了一個歷史教訓：國家可以在危機中保護人民，也可能在長期危機中消耗人民的主動性。古巴的現在則提出一個現實警告：當日常生活無法繼續正常安排，群眾終究會用自己的生活重新提出政治問題；而這個政治問題會被如何塑造，在主觀條件上，取決於這些生活要求能否被組織成新的政治權力。否則，古巴人民對正常生活的要求，就很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所描繪的未來願景吸收。
古巴人民若要重新打開社會主義前景，還必須使這個前景能被世界工人階級看見、理解並支持，並且真的值得被支持。反對美國封鎖的國際主義責任不能停留在革命懷舊之中。官僚社會主義已經在制度競爭中失敗，古巴人民的生活又如此艱難，左翼沒有理由要求群眾繼續相信古巴共產黨，更不應該把支持古巴人民的未來，變成替古巴共產黨重建信任。
若真的要全世界工人階級以國際主義精神反對對古巴的外部壓力，它必須建立在一個更現實的問題上：古巴勞動群眾能否在危機中重新形成一種力量，使世界工人階級看到，古巴仍可能走出一條值得被世界工人階級保衛的道路。
古巴人民難以單靠島內力量突破美國封鎖與世界市場的壓力。美國工人階級作為全世界最大帝國主義國家的勞動者，因其所處位置而負有更大的責任。他們必須反對本國政府對古巴的封鎖、制裁、金融窒息與政權顛覆。這是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基本立場。可是，反封鎖本身還不足以形成積極保護古巴的國際力量。世界工人階級不會因為古巴曾經有革命歷史，就自動願意保護今天的古巴；只有當古巴重新展現一條能改善人民生活、推動工人民主、重建社會生產能力的道路，支持古巴、反對封鎖才可能被理解為與世界工人階級自身解放相關的事業。
帝國主義封鎖會先壓垮普通人的生活條件，也會讓官僚更容易以國家安全為名壓制社會不滿，並使親美轉型更容易被包裝成恢復正常生活的出路。因此，反封鎖不能退讓；但古巴若要取得世界工人階級的積極支持，就必須重新成為一個值得追求、值得共同保護的社會，至少要能提出那種社會的前瞻願景。
這裡沒有現成的「值得保衛」。古巴革命留下的公共成果曾經具有歷史意義；到了今日，這些成果已經被官僚管理、短缺經濟、美元化分化和生產能力衰退嚴重耗損。到了今天，官僚社會主義在制度競爭中的失敗，已經不是抽象爭論，而是直接落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進步性不能靠歷史身份保存，也不能靠受壓迫地位自動產生。它只能在古巴勞動群眾能否重新組織起來、重建公共生活、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形成新的政治權力的過程中被證明。
古巴還必須降低自身在世界市場中的可切斷性。弱小國家的危險，既來自經濟的孱弱，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太容易被替代、切斷與孤立。古巴今日的脆弱性，正來自這種可切斷性：它需要外部供應與支付通道來維持運轉，卻缺乏能使其他國家和產業反過來依賴它的關鍵位置。因此，古巴的生產力重建也具有反帝國主義意義。它若能逐步擺脫那種容易被封鎖和分化的邊陲位置，成為一個被切斷時會使其他力量也承受代價的節點，才會取得更高的談判空間與防衛能力。
古巴要爭取更有利的國際條件，不能只依靠受害者身分召喚聲援。世界工人階級願意付出政治代價來保衛一個國家，不會是因為那個國家曾經有光榮的革命歷史，這個革命歷史也只會告訴大家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的失敗而已。更重要的是，那裡的鬥爭是否正在提出一種同自身解放相連的未來。古巴工人階級若能在危機中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迫使國家重新運轉公共系統，重建社會生產能力，並把工人民主向前推進，古巴才可能重新成為世界工人階級值得共同保衛的陣地。同時，古巴必須改變自己在世界體系中太容易被切斷、被替代和被孤立的位置。一個國家對外部世界無足輕重，帝國主義就能以較低成本封鎖它、消耗它，逼迫它在短缺中屈服。古巴的生產力重建要使古巴不再只是被制裁時獨自承受代價的邊陲島嶼，而成為一個被攻擊時會讓其他力量也必須計算成本的社會節點。只有當內部的工人政治力量與外部的不可替代性同時增長，古巴人民才可能取得更大的談判空間與防衛能力。
無論是分析局勢、制定綱領，還是進行政治宣傳與組織建設，都不能脫離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根本原則：工人民主與國際主義。只有建立在工人民主之上的社會主義，才可能使世界工人階級以國際主義精神支持古巴人民的未來，也只有國際主義才能在世界範圍下的資本主義中保存工人民主的火種。
馬克思主義者必須直面這兩個原則提出的難題，不能用脫離實踐的空洞革命口號取代它們，也不能以實用主義為藉口軟化或逃避它們。這正是二十世紀那些歸根結柢失敗的革命經驗留給我們的最重要教訓。
在當前的階級力量對比下，局勢很可能走向古巴被重組為更符合美國需要的政治與經濟體制。古巴社會正在接近解體，共產黨以鎮壓回應人民，長期停電與公共保障衰退也已經嚴重削弱其統治正當性。群眾的零星反抗與暴動，正是在這種看不見未來的日常生活中爆發出來。
當前社會主義者的任務，是誠實地向群眾解釋古巴共產黨的官僚弊病與長期社會問題如何造成今日危機，同時解釋美國重組古巴的戰略藍圖，以及群眾的反抗如何可能被吸納進美國的戰略底下。社會主義者必須在群眾的反抗、絕望與日常抵抗中，清晰指出走向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未來可能性。這要求我們制定明確的過渡性綱領與策略，也把自身培養成有能力推動這種綱領的政治力量。
指出走向工人階級自我組織的未來可能性，是當前社會主義者的任務（圖片來源：CNN）
[1]關於古巴在經互會瓦解後所面對的外生衝擊、美國禁運造成的特殊國際條件，以及古巴並未採取東歐式「休克療法」，而是在維持就業、基本供給與社會成就的前提下進行有限調整的分析，參見 Emily Morris, “Unexpected Cuba”, New Left Review no. 88 (July–August 2014): p.4–p.29。
[2] 同上， p.20–p.22。
[3] 關於貝特蘭受切・格瓦拉邀請赴古巴擔任顧問、參與革命政府經濟討論，以及他對卡斯楚政府將投資重心重新集中於蔗糖業、由此可能延續單一作物經濟與依賴型結構的批評，參見夏爾・貝特蘭，〈古巴的經驗〉，收於《國家資本主義論文集》第一編，十三春編（本文使用民間自譯版，下同），頁94–132，尤其頁94–95、118、122。
[4] 關於貝特蘭對古巴1959—1985年間經濟周期的劃分，以及1982年甘蔗種植與蔗糖加工僅占社會總產品約13%、1981年蔗糖提供約77%出口收入等數據，參見夏爾・貝特蘭，〈古巴經濟的主要周期〉，收於《國家資本主義論文集》第一編，十三春編，頁133–160，尤其頁156。
[5] Morris, “Unexpected Cuba”, p.4–p.12, p.22–p.25。
[6] 同上，p.22–p.23。
[7] 同上，p.26–p.29。
[8] 路易・阿爾都塞，〈關於「真正人道主義」的補記〉： 根據人們在理論上賦予真正人道主義或社會主義人道主義以不同的地位，它們可以是一種確認的對象，也可以是一種誤解的對象；我指出這一點，無非是想說：只要它擔負恰如其分的職能而不與任何其他職能相混淆，它就能充當意識形態的、實踐的口號；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自稱具有理論概念的屬性。我還想說，這個口號本身不能說明自己，它至多能指出在它以外的什麼地點可以找到這種認識。我想說，對這個意識形態的實踐概念的誇大，可能使馬克思主義退回到邊界的此岸，甚至使馬克思主義真正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受到阻礙，乃至變得不可能，而馬克思主義的使命正是要指出這些問題的存在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迫切性。簡單地說，一切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全都求助於道德，而道德對於解決真實問題只能起到自欺欺人的作用。真實問題一旦被認識了，就可以用明確的語言提出來：它們是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個人生活應採取什麼形式予以組織的問題。
這段文字可用於批評左翼政治中一種反覆出現的機制，即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往往先從現實難題面前退卻：它無法把矛盾推到盡頭，也不願承擔由此引出的路線判斷，於是便在理論上尋找一種能夠保留激烈姿態、又能避開真正問題的語言。人道主義正是在這裡發揮作用。它使人們能夠譴責苦難，卻不必說明苦難如何被生產；能夠呼籲聲援，卻不必說明聲援應當指向何種政治力量；能夠把自己安置在正義的一邊，卻不必回答這種正義如何改變現實中的力量關係。政治上不敢提出的問題，在理論上被改寫成普遍的人道災難；路線上不敢承擔的判斷，被改寫成對受難者的同情。這樣一來，人道主義便把機會主義的退卻轉化為一種看似高尚的語言形式。
這種語言一旦取得支配地位，又會反過來加深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因為它使人們相信，只要已經譴責苦難，就已經觸及問題；只要已經反對壓迫，就已經完成政治站隊；只要仍在重複「保衛」的口號，就不必追問保衛的對象、主體和形式。於是，口號不再迫使人們走向現實分析，反而成為停止分析的理由。它保存了道德上的確信，卻取消了政治上的困難；它維持了激烈的語調，卻削弱了群眾作為政治力量出場的可能。人道主義因此並非單純的修辭問題，而是一種讓政治難題在理論上消失、又讓理論退卻在政治上合理化的循環。
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政治。
[9] Morris, “Unexpected Cuba”, p.23–p.25。
[10] Fabio Bruschi, “Dual Power, the Strategy of Communism and the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 The Debate between Althusser and Poulantzas”, Actuel Marx no. 63 (2018): p.171–p.187。作者將阿爾都塞與普蘭查斯的爭論放回 1970 年代歐洲共產主義的戰略危機中考察。這場爭論的關鍵，在於社會主義政治是否仍能以國家消亡為自己的尺度。普蘭查斯對工具主義國家觀的批判，使他能夠更細緻地說明資本主義國家如何凝縮階級力量關係，也使他反對把群眾組織想像成單純站在國家外部的第二權力；然而作者指出，普蘭查斯的限制正在於他最終仍把政治的有效性繫於國家場域。當政治只能被理解為國家內部的力量關係（國家＝政治），國家消亡便會被迫等同於政治本身的消失；為了保留政治，這一路線也就傾向於保留某種不會消亡的國家形式。阿爾都塞的問題意識由此取得其戰略意義：國家並非政治的一般形式，而是資產階級階級鬥爭得以組織、代表和管理群眾力量的特殊形式；共產主義政治的任務也就不能限於改變國家機器內部的力量配置，而必須在群眾主動性中形成另一種政治實踐。這種實踐把公共生活、勞動組織與社會功能重新變成群眾能夠介入和改造的對象，並在這一過程中開啟國家功能被重新佔有、改造乃至逐步替代的可能。本文討論「保衛古巴」時所借用的正是這一問題意識：保衛古巴若仍具有社會主義意義，便不能停留於保衛現存國家體制，也不能把人民在危機中的不滿僅僅歸入外部封鎖的效果；它必須進一步追問，古巴人民能否在危機中形成新的政治能力，使公共生活的重組朝向工人民主與群眾自主，而非重新被官僚國家機器所吸收。
[11] Bruschi, “Dual Power”, p.171–p.187
[12] Bruschi, “Dual Power”, p.171–p.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