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社會有所理解的左派——包括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多多少少都明白資產階級代議制的侷限性。這種侷限性不僅限縮了資本主義下社會各階層(特別是勞工階級)對政治實踐的想像,往往也無助於讓群眾理解到「投票」以外的政治實踐,諸如社會運動或具政治性之社群活動。

另一方面,成熟的馬克思主義者則會用更立體但抱有批判性的角度來檢視資產階級選舉,即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排斥參與選舉,卻又不會寄望透過選舉與改良主義來實現社會主義。換言之,選舉可被馬克思主義者視作一種組織基層的方法與途徑,唯一的關鍵在於,參與選舉的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具體闡明其在資產階級選舉中的角色與使命。

 

我們所身處的時代背景

左翼組織的發展願景,並不能與該組織所身處的時代背景與客觀條件所分割,這也就是說,左翼組織的發展目標,必須契合台灣當前的社會脈絡去做綜合性的具體討論。

當前台灣的社會特徵可總結於以下幾點:

  1. AI發展為台灣高科技產業帶來蓬勃發展,這刺激了台灣的股市與經濟增長,但卻僅限於特定產業而難以外溢,導致科技產業外的薪資普遍低落。
  2. 遍地的中小企業與華人家族企業、蓬勃的投資熱潮,構成了小資產階級社會文化的深厚底蘊。雖然資本主義的週期性危機仍然在文化、政治、經濟等領域種下了不穩定的因子,但台灣社會瀰漫的小資產階級氣息仍限縮了社會運動的規模,某種程度上也減緩了階級鬥爭的張力。
  3. 在國際地緣政治愈發激烈的情況下,台灣資本主義並不能超然於這種衝突的多極強權競爭之外。以中美競爭的關係而言,台灣歲月靜好、穩中向好的社會氛圍,仍將持續受到解離與衝擊。特別是對中國配偶、移工的排外情緒,以及用「捍衛民主」為名的右翼台灣民族主義,除了讓台灣回到了全球右翼興起的脈絡之下,也將為誓言捍衛國際主義與基層權益的台灣左翼,帶來更嚴酷的挑戰。

倘若台灣左翼不理解台灣資本主義發展與社會氛圍的特殊性,只是盲目跟隨馬克思主義經典對於資本主義的一般性理解,那麼,台灣左翼提出的發展願景非但經不起歷史的檢驗,同時也無法真正做到「組織群眾」。縱使能在短暫期間內號召部分具左翼理念的積極青年,但這樣的左翼並不具備真正的「群眾根基」,而是成為隨波逐流、只能在部分抗爭場域起到些許號召作用的「左翼浮萍」。

這種左翼的致命弱點在於,因為缺乏在基層群眾中紮根的能力,當真正巨大的社會危機到來之時,左翼常喊的「組織勞工來抵抗」的口號不但過於奢侈,加上缺乏對台灣資本主義、台灣社會運動與勞工運動的深刻理解,只懂得將宏觀的政治願景與倡議移植在青黃不接的社會氛圍之中,卻不善於將基層群眾「政治化」、不懂得與基層勞工溝通的語言,那麼,這類左翼在社會危機前,恐怕也只是快速被沖散。

太多自命不凡的「革命左翼」,習慣用激進的綱領包裝自身,卻忽視鞏固基層來對抗危機的組織韌性。最終因為組織本身的根基薄弱,淪為時代的眼淚,除了浪費馬克思主義在漫長鬥爭歷史中留下的珍貴遺產之外,其組織本身也是外強中乾,正可謂「空有理念,徒具虛名,不過爾爾」。

不理解台灣資本主義發展與社會氛圍的特殊性,卻仰仗激進的綱領而自命不凡的「左翼」,
終究無法紮根基層、組織群眾

 

「組織群眾」——被濫用的浪漫口號與左翼幼稚病

當代台灣左翼最重要的課題在於,我們必須搞清楚究竟什麼叫做「組織群眾」?一場記者會、一場抗爭、參與工會運作,當然都是「組織群眾」的方法之一,惟前文所指出的,台灣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氛圍延緩了台灣階級鬥爭的張力,2011年《工會法》修法也限縮了工運的大鳴大放,使其只能停留在經濟主義領域而難以產生政治影響力。這使得台灣的草根型社會運動往往規模狹小且不具備連續性,同時讓社會運動成為「組織者的運動」。

倘若大多運動屬於「組織者的運動」,但不涉及一般的勞苦大眾或社會基層,那麼社運的影響力自然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台灣馬克思主義者的政治慣性是照搬其他國家的經驗,將「工人政黨」、「組織群眾」掛在嘴邊作為口號,實際上,卻連「組織(Organize)」的基本知識都非常匱乏。

之所以會有這種問題,部份原因可歸結於各式歷史因素、客觀環境導致台灣革命左翼過於年輕,但正因為「年輕」,使得台灣革命左翼只懂得高掛宏觀綱領,將已具備深厚工運傳統與社運脈絡的外國左翼所提出之口號視作金科玉律,並將之「浪漫化」,當作發展台灣組織的根基,卻不著眼於當下台灣的社會氛圍、不懂得何謂「組織(Organize)」,更不知道該如何透過「治理」來實踐基層「政治化」

另一方面,由於抗爭是最不具門檻、最適用於「反資本主義」這一目標的場域,導致台灣革命左翼又樂於將抗爭視作唯一能「組織(Organize)」的實踐標的。誠然,抗爭是最能使得一般群眾「政治化」、激進化的途徑,但若只將眼界擺放在台灣狹小的社運抗爭中,不去思考其他形式的「組織群眾」實踐方式、對其他組織方法卻又抱持嗤之以鼻的態度,則是另一種左翼幼稚病。

追根究柢來說,多數抗爭的參與者,往往是已在各類議題中產生不同政治理念的「組織者」。不同理念的「組織者」當然可以有議題上的合作,但「組織者」之間的合作是一回事,「組織群眾」又是另一回事。若「組織群眾」是一項更艱鉅的任務與目標,那麼革命左翼就不能畫地自限,將激進的組織方法當作唯一的方法。

台灣革命左翼需要的,不能只有「領導抗爭」,還應該多元的學習、掌握不同的組織方法,因時制宜、因人而異的做組織形式的調整,以此在不發達的社運脈絡下,建設左翼團體與社會基層連結的途徑。如果不掌握這種途徑,社會基層對激進抗爭又陌生,那麼激進抗爭反而容易成為「組織群眾」的阻礙,而非助力。

可能是一或多人和文字的圖像

訪問獨居老人的意見與心聲,也不失為重要的組織群眾的手段之一(圖片來源:壢壢在目Facebook粉專)

 

左翼在選舉中的實踐與任務

所以,革命左翼在資產階級選舉中的任務是什麼?關於這個命題,我們可大致分為兩點。

一、在功利結構中「組織群眾」

簡單概述資產階級選舉,其不只是維繫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運作中的地位那麼單純,還包括資產階級各派系透過選舉來分配利益、綁定樁腳、尋求回扣。對選民而言,選舉若不是在「顏色政治」中選邊站,就是投給值得寄望的小黨/候選人,抑或是對資產階級政治感到失望所以不投票。

換句話說,資產階級選舉是資本主義制度下最功利的政治結構,因為它不僅考驗資產階級與權貴分配利益的能力,同時也是各派權貴收買民心、爭奪分配主導權的鬥爭場域。

台灣資產階級選舉中,藍綠象限、第三勢力弱小,都是不爭的事實;另外,長年的「顏色政治」,讓部分台灣群眾對政治失望、產生倦怠,也是客觀事實。對革命左翼而言,真正重要的並不是參與資產權貴透過選舉分贓利益的結構,而是嘗試在這種最功利的結構中,找到真正關注基層實踐、厭惡權貴套利,但卻又無所適從的選民

選民的選票是有限的,每一張選票背後都有其作用力,可能是希望維繫其所支持的權貴派系、可能是厭惡既有政治環境、可能是認同特定候選人的政見。對革命左翼來說,參與選舉的目的並不能簡單理解成「勝選」,而是要從左翼政治代表所獲得的選票中,去找到真誠認同左翼在基層實踐所提出之政見的選民,並將之組織化、發展成左翼理念的根基,以此才能進一步弭平左翼願景與基層實踐的缺口

World reactions to Taiwan election | Reuters

資產階級選舉雖是權貴權力重分配的場域,卻也是組織對政治失望的群眾的途徑。(圖片來源:路透社)

 

二、產生能實踐基層政治賦權的代表與黨

倘若革命左翼能在資產階級選舉中勝出,那麼革命左翼的政治代表將會受到諸多嚴苛的檢驗,也會在資產階級的代議機構中面對到諸多挑戰。與之相對的,左翼的政治代表應該思索的是,如何透過其政治身分,強化社會基層的政治賦權、重新建立基層大眾對資產階級選舉的價值觀,以「基層政治」來取代「顏色政治」,甚至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治」

當然,上述途徑從來不是單向且公式化的,而是得視具體情況、具體脈絡做出最深刻的分析,才有可能真正發揮左翼政治代表的角色與價值。在條件得宜的情況下,建立屬於基層與勞工的黨,仍然是首要且必要的目標,但是,這種目標也有可能因為台灣革命左翼過於弱小而被耽擱。總的來說,左翼政治代表的功用,仍然需要與基層「政治化」的工程互相結合,以此讓更多基層能意識到資本主義的侷限性,並從台灣小資產階級的文化迷藥中清醒過來。由此,一個屬於基層勞工的政黨,才能具備更穩定的政治基礎、養成對社會變革的動力,而不至於重蹈過往社會民主黨的覆轍,即落入選舉主義的席次迷思,以及改良主義的錯誤幻想之中。

 

在投票之外,選舉更是左翼喚醒、組織群眾,與建立屬於基層勞工的政黨的重要途徑
(圖片來源:Element5 Digital)

 

期望成就什麼?

以上所彰顯的,並不是我們屈從於在選舉中改良資本主義,或是沉溺在選舉主義的幻想中,更不是為了個人權力或人生仕途而參與選舉,而是將選舉視作抗爭之外的另一種「組織群眾」之運動實踐,並嘗試在這種運動中,連結左翼的宏觀願景與基層「政治化」的實務工作。

前面已經提到,革命左翼參與選舉,無異於在最功利的政治結構中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作鬥爭,這與草根型的抗爭或社運是完全不同的鬥爭脈絡,因為這並不是簡單爭奪運動的領導權,而是要試圖從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爭取選民,進而檢視多少群眾「有可能」被組織。

我們清醒的認識到,參選並不是因為對改良主義有什麼特別的期待,也不是因為我們放棄抗爭,而是要開拓「組織群眾」的新路向、找尋基層「政治化」的可能性,並將之結合至發展群眾運動與建設勞工政黨的任務中。

以歐美左翼的經驗來說,革命左翼參選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台灣的選舉制度(如選區)、社會氛圍、社運底蘊與歐美國家完全不同。台灣革命左翼往往機械式照搬歐美左翼的經驗,膚淺的認為「成員增加就能領導革命」,而不是認真思索如何在社運不發達的情況下努力建設運動,並且紮根於基層社群中,以此雙管齊下,既要從抗爭中學會「領導運動」,還要從選舉中「組織群眾」,以此應對越來越巨大的社會危機。

正是因為過往沒有台灣的革命左翼嘗試過這一途徑,所以它才顯得格外陌生、格外困難,甚至被不少自以為激進的左翼所排斥。只有最庸俗且天真的教條主義者會認為努力在選舉中「組織群眾」、透過左翼的政治代表發展階級意識是「改良主義」;與此相對的,只有最具勇氣的左翼鬥士,才敢在充斥功利盤算的資產階級選舉中,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展開鬥爭。即使最終結果是敗選,卻也是與另外兩個階級爭取廣大群眾的經驗積累,同時真正開展革命左翼在基層生根的新道路。

參選是為了開拓「組織群眾」的新路向、找尋基層「政治化」的可能性,並將之結合至發展群眾運動與
建設勞工政黨的任務。(圖片來源:stock)